近年来，受贿犯罪日益呈现隐蔽化、多样化的特点，并在原有的犯罪形式上产生了诸多变异，“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就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所谓“家庭型”共同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其家庭成员，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亲属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
受贿罪是故意犯罪，因此受贿犯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而按照刑法总则中对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共同犯罪人之间必须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侦查机关需要证明涉案家庭成员间存在着共同的犯罪故意。这种共同的犯罪故意表现为共同犯罪人对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的双重认识和双重意志。基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刑法和司法解释对如何认定共同犯意并未作出具体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均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
第一，明知说。该观点认为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亲属收受或索取财物的行为，如果想要认定共同犯意，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必须清楚亲属每一单受贿事实，否则不能认定存在共同受贿故意。笔者认为，该观点将认定共同犯罪故意的标准设置得过于严格，既不利于打击日益严峻的腐败现象，也不符合实际生活中的事理人情。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高度稳定和信赖的关系，其共同犯意相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来说更为概括，很多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默许、同意甚至唆使其家庭成员收受、索取贿赂，但对其亲属受贿的具体情况却不会去深入了解，如果按照明知说的观点，则无法将其入罪，显然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该观点值得商榷。
第二，可能说。该观点认为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亲属收受了他人贿赂，并且将贿赂用于家庭的共同消费，就应当确认他们具有受贿的共同故意。也就是说，无论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亲属收受贿赂的事实明知与否，都认定其存在主观上的共同故意，都应承担罪责。同第一种观点相反，该观点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将客观情况完全等同于主观情况，有客观归罪之嫌疑。毕竟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亲属瞒着国家工作人员私下收受财物并将其用于家庭共同消费，而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知情的情况。若把该种情况下也认定为主观上有共同受贿故意，则无疑是不适当地扩大入罪范围。
第三，概知说。该观点主张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亲属收受或索取贿赂的事实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并确实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就可以认定其具有受贿的共同犯意，而不必考虑其对具体每一单受贿是否有清晰的认知。笔者认为，该观点比较精到地把握了家庭成员之间共同故意较为概括的特点，符合司法的实践规律，与认定其他共同犯罪的共同犯意有相通之处，也切合生活实际，做到了不枉不纵。事实上，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特定关系人受贿罪，其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知情的情况，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特定关系人受贿罪定罪处罚，严密了法网，提高了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如果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的共同故意采取过严的认定标准，则发挥不了刑法应有的威慑力。
综上所述，实践中，应采用概知说作为“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中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标准，即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大体上知道贿赂事实的存在，没有明确反对，即可认定其主观上具有共同罪过。
(作者单位: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