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健康权及其保障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苏志）


公共卫生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公众健康。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要以直接向社会提供卫生服务的方式履行保护公众健康的职责。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护公众健康首先应当依法建立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公共卫生秩序，保护公民的健康权益不受侵害。公共卫生立法宗旨就是要用法律手段调整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公共卫生法律关系，建立并维护社会正常的公共卫生秩序，通过保护公民健康权益达到保护公众健康的目的。

一、健康与健康权
（一）健康
什么是“健康”？当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导言所下的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人的躯体、精神、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首先，它强调健康是由三个“维度”组成，包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躯体层面的健康是健康的最基本层次。人是具有高级神经活动（思维、心理活动）的生命体，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内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的外化，则表现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环境对个人身、心的影响。第二，该定义强调健康是一种状态，是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可以用客观的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健康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三，健康状态是动态的。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社会的适当干预，使个人或者人群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
健康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尊重人首先应当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二）健康权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为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因侵权导致被侵害人精神损害或者更为严重的情形——导致其发生精神疾病，应当属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 ［1］。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健康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精神健康权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提了出来，以致于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精神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成为民事司法中的一个难题。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是否可以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健康权的确认？但是，关于侵权精神损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侵权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实质性精神损害、损害的程度、损害对被侵权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学界与医学界的进一步沟通。

二、健康权与公共卫生
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公民个人健康权与公众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个人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珍惜健康。如果自己不珍惜健康将自食其果，别人很难对你损害自己健康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你的行为或者活动对他人的健康利益构成侵害，甚至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就构成了对他人健康的侵权。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多种严重疾病，这早已被医学科学所证实。吸烟者个人不愿意放弃吸烟，别人只能给予忠告，不能强制其戒烟。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烟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时的个人吸烟行为就转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公众的健康利益），特别是保护儿童、老人、孕妇等脆弱人群和特殊人群的健康，一些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每天都在加工制作食品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这本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某人准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向公众提供食品，就必须受到《食品卫生法》的约束。因此，食品生产经营对一般人来说是禁止性义务，只有那些依法经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并取得卫生许可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传染病防治也是这样，为了控制传染病蔓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某些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实行隔离治疗、限制自由活动或者禁止其从事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工作。虽然传染病患者本身是受害者，本人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法律不得不作出上述对传染病人的禁止性义务规定。如果病人拒不隔离治疗或者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他人感染，便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严重侵害，应当承担《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性，违法人还可能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小企业，为了个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不雇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企业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可悲的是，在有的案例中，不但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老板自己也得了职业病。然而，不能因为老板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法律责任。
正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对公众健康带来影响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才给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适当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合理空间。什么是“公共卫生”？通俗地讲，就是“公众的卫生”或者“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将公众，确切地说将一定时间、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公众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的相互关系，采取各种政策的和技术的措施，通过法治和规劝（教育）等干预手段，预防、控制和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和健康危害隐患，达到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目的。由于公众健康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来说又是公民个人的健康权，所以保护公众健康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即使是在WTO贸易规则中，也允许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利益，制定比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技术法规，壁垒其他国家达不到本国卫生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说明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角色的重要性。

三、健康权与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有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要受到本国国情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突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得到了国民共识的一定期间内，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而求得尽快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孤立地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问题。
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观点。有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得到普遍实施。WTO规则只规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增加有关社会条款。它们主张，所有的贸易竞争者应遵守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如建议制定国际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成员国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无视劳工保护，采用低工资、雇佣童工、以及让工人在缺乏健康和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如果缔约国不遵守国际最低标准，将被认为是“社会倾销”，可能受到包括中止贸易特权、施加配额等惩罚。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条款要求，就将失去本国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在WTO中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条款，认为“社会条款”是发达国家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较低竞争优势的阴谋，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劳动成本当然也会不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资源的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3］。这正是WTO等全球与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提高劳动工作环境条件，逐渐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各种权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同年12月我国又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对于国际上这方面动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相应政策和对策。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需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法规清理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职业病的法律。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和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健康的义务。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职业病防治法提出首先控制粉尘、放射性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导致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而对于职业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与职业有关的其他疾病，暂时不能纳入职业病防治法的强制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将通过调整职业病名单，扩大职业病防治法的调整范围。这正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的要求。

四、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部门。首先，国家政府在公民健康保护方面负有责任，我国宪法对此有多项规定。如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第四十五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二条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的规定等等。宪法的规定必须通过各有关部门法使之具体化。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健康权作为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权利之一，在《民法通则》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民法的本质是为一定社会商品经济关系服务的［4］，民法调整人身关系，是因为人生关系可能成为取得财产权利的前提。因此，民事法律在保护公民健康权方面有以下特点：①规范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健康权保护，有较强的针对性。②以纠正侵权行为为重点。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不得对另一方主体的健康权构成侵害。③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双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包括健康保障方面的约定。④民不告，官不究，被侵害者如果不起诉（由于缺乏知识、信息不对等或其他原因），就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⑤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使被侵害人得到补偿。⑥损害赔偿一般是事后的，即只有在侵权的健康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民事赔偿。
刑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力度最大。通过刑事惩罚措施，使侵害人受到法律应有的严厉制裁。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保护健康权有直接关系的规定有：刑法第六章第五节关于危害公共卫生的罪刑规定，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非法组织他人卖血、非法采供血和制作血液制品、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非医务人员非法行医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及其死亡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有关健康标准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严重疾患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对于健康权的保护力度虽然大，但是只有那些严重侵害健康权行为才能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法律的惩罚。而且，这类情况一般都已产生健康损害后果，因此对侵害者的刑事处罚和对被侵害者的保护都是事后的救济措施。
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依靠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因为行政法律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由政府行政各主管部门推动，这是行政法律规范实施的有力保障。第二，政府的行政执法是事前的，也就是说行政法对于社会的规范是预防性的。行政法的预防性规范作用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执法来实现。如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事前卫生许可制度，对于不符合生产经营食品卫生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发放卫生许可，禁止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了有害食品对公众健康的损害隐患。第三，行政法对健康权的保护具有主动性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及时性特点。法律规定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依法主动对管理对象进行监督，及时发现侵害公众健康的隐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预防健康损害后果的发生。行政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就是行政不作为，将承担监管不力的行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比通过司法救济的保护效率更高。第四，行政执法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行政部门对主管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精通，因此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措施，对健康权益的保护到位。第五，行政法向社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网络。政府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经常性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是仅仅针对特定侵权主体和被侵害对象的个案处理，而是立足于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保护。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即使民不告，官也究。这就是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要达到的目的。民法和刑法则主要是针对特定当事人的侵权与被侵权、伤害与被伤害，及其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
与保护公民健康权益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主要是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分为：一是规范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从业（执业）行为和卫生服务活动，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二是规范药品和其他医疗卫生产（用）品的产、供、销活动，调整政府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医药产（用）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三是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包括公民在工作、生活、学习或其他活动）发生的与保护公众健康、维护市场经济公共卫生秩序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通称为公共卫生法律规范。如《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等。目前我国已发布9部卫生行政法律，20余部卫生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将逐步改变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注：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
3、中国人大新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实施》，人民日报网络版，2001年5月10日
4、应松年：《国家公务员法学读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2001年12月16日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犯罪情况、危害及对策
宋丽红

近年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在我市呈上升趋势，每年以8%-12%的速度攀升，仅去年全市就办理此类案件41件54人。涉案金额虽然不大，平均到每个犯罪嫌疑人也就1万多元，但因其涉及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其危害程度是相当大的。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基层党组织廉政建设问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
我们对近两年来我市办理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梳理研究，纵观这些案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可见一斑。
1、经济问题。
在部分地区，村委会掌握着很大一笔集体资金，如村提留款、农副业收入、村办企业利润留成、罚款收入等等，同时控制着土地承包款、国家的救灾和扶贫款、土地税，公益事业捐赠等资金的使用。少数村干部私欲膨胀，利用职权，在财务上弄虚作假，贪污挪用，主要表现为：在收费环节做手脚。有的村村干部向农民收款无正式收据，以白条代替发票，不少收费不入帐或少入帐，从中截留侵吞，以 "加班费"、"误工费" 等名目乱发补贴，自己"奖"自己。如沿河村96年至2003年的白条占支出总数的53％，徐河桥村已1年半没建账，党支部3名成员私分交通局建电站占地款，偷发工资2万元，单从账面上无从发现犯罪痕迹；少数村干部在国家规定上交税费的基础上层层加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将这部分非法资金转入"小金库"，私设帐外帐，供极少数村委会干部挥霍，如菜园村虽未更换过会计但就有4套帐，各套帐之间又相互牵连，村属企业帐目与村财务“互通有无”，管理混乱，形成了很多的呆帐、无头帐，会计从中大钻空子，利用重复记帐的方法肆意侵占公款；虚报冒领，向国家资金伸手，极少数村委会干部不仅把平时个人请客送礼、接客招待的费用设法变换为公务招待公费报销，自用自批自报，有的还在上报的统计数字上造假，涉及到扶贫款，救济款就会想方设法多要、多报、少发，乘机发困难财，为自己捞好处。
2、滥用职权。
1、村干部虽然不是国家干部，但因其处在国家政权的最基层，全面管理辖区村务，同时受政府委托，行使部分行政管理权，如代征，代缴税金，发放扶贫救济款，计划生育管理等，权力不小。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少数村干部把权力作为资本与群众搞等价交换，在土地开发利用、审批村民建房用地、建筑工程发包、村级企业承包等项目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如北市区梁庄村书记、村长、会计3人私自将本村征地款60万挪用给他人，收取好处费3万元。又如刘家营村在签订打井合同时公开招标流于形式，书记、村长从中收受贿赂2万元；有的不在其职权范围内，就以去上级部门为其打通关节为名，公开向群众索要财物。更有甚者在审批二胎指标上也大肆索贿，不给好处不办事，如某村主任肖某在任职期间无视国家的政策、法规，公开倒卖计划生育指标，每个指标卖2000元至3000元，只要有钱交罚款或向其行贿，就可以多生、超生，在村里，超生户比比皆是。
3、违反政策构成犯罪。
少数村干部利用集体公款给乡镇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领导送礼，美其名曰"为父老乡亲致富跑跑路子"，实则为自己找门子、跑关系，甚至为自己建关系网、树保护伞，以此"壮胆"，办起事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不仅在职期间个人及亲属办事方便，而且为自己下台留后手。如某村支书刘某，任职期间，以为"村办企业跑销路"的名义用集体公款向乡领导及企业局负责人大肆行贿，寻求靠山，铺路子。刘某卸任后，利用企业改制的政策，将该村办企业廉价收购，依靠任职期间用集体公款疏通的关系，很快成为村里的"爆发户"。
二、 危害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群体的同时，派生出一个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村官”群体，而这个群体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业社会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如果这个群体出了问题，其带来的社会危害则是十分巨大的。日前，人民网称“村官腐败”正在打造“腐败航母”，应是媒体向社会发出的一个言之成理且言而有据的警示，也反映出了人民群众对农村基层组织犯罪频发的现状产生的担忧。
1、“村官腐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是广大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党员干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些人就是党和政府的代言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农村基层组织腐败行为严重违背党和政府向人民群众郑重承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勤政廉政、扎实践行‘三个代表’”的誓言，使党和政府陷入言而无信、欺骗愚弄群众的地步，导致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在贯彻落实中走了样，动摇党和政府对农村和农业工作的绝对领导，极大地破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影响基层党政组织战斗力、凝聚力作用的发挥，使党和政府逐步丧失民心人心，出现人心向背。
2、影响阻碍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由于镇、村干部工作面向基层，直接与农民群众打交道，他们的违法犯罪往往触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了干群关系，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破坏了农村改革的深入进行，阻碍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小康建设步伐，严重影响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进程。
3、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引发上访，影响各级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乱收费加重了农民负担，村务公开不够，财务不透明，干部胡支乱用引起农民不满，导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因此产生的村民联名举报，集体上访，重复上访甚至越级上访居高不下，直接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严重败坏和否定党和政府数年来全力抓党风廉政建设已取得的成果。近几年我市北市区民营科技园区和高教园区建设以及城中村拆迁改造等引发了蔡庄村、郭庄村、大西良村、城苑村、东康庄村、留守坟村等地的农民集体上访。小刘庄村换届选举、马家园村换届选举前后都出现了群体性上访事件。在河大新校区工程、郭庄村拆迁工程和城苑村拆迁工程中，几百名情绪激动的村民手持铁锹，木棒、石头等冲击护场人员。在郭庄，一村民将汽油瓶点燃冲向护场人群。刘守坟村部分群众对拆迁不满，抬着死尸，打着标语到区政府办公大楼大厅上访。韩庄乡大西良村、小刘庄村农民集体上访所反映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本村的土地征用费不知道怎么花的就没有了。百楼乡蔡庄村民集体上访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对村财务状况不清楚，村支书个人有若干财产，怀疑村干部贪污、侵占集体财产。
4、给农村社会治安带来负面影响。倘若素质低下的“村官”非但不思进取，反而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作奸犯科、为所欲为，那么，“官逼民反”就不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和谐更无从谈起，会导致出现各种不公平公正现象，增加和激化农村各种社会矛盾，严重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
　　三、对策
构建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公平，而“村官”在经济层面上的腐败，已经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的公平规则。构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稳定，而“村官”在权力层面上的腐败，已经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秩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稳则国家稳；农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治则国家治。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就不能对农村社会的这种不和谐音符充耳不闻；农村要实现社会和谐，就不能对藏身于反腐败“真空”地带的“村官腐败”视而不见，因此，全社会各阶层、各有关部门都有责任、有义务下决心、花大力气从根本上铲除这种不和谐音符。
（一）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战斗力、凝聚力。
1、把好选人关。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须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这一规定对推进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在现实中，少数自然村民主政治环境差强人意，直接选举流于形式，甚至"变了味"，与立法精神大相径庭，使农村基层组织不纯。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必须要加强党对此项工作的领导，保证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以健康顺利地发展，保证选出有一定政治觉悟，廉政勤政，能带领村民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村干部。
地方党委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有关党的政策、党纪党规选好村党支部人选，政府有关部门要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认真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发挥自身职能作用，对村委会直选工作加强领导。首先要强化宣传教育，注意引导、疏通选民的思想情绪，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及时化解民主选举中的各种矛盾，为换届选举顺利进行提供成功的思想保证。第二、政府有关部门要严格把关，对村党支部推荐和通过其他渠道推荐出来的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资格审查，报上级审核后将结果向全体选民张榜公布，对经审核取消预备人选资格的要及时向选民说明原因。第三、政府有关部门还可根据当前城镇、乡村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的现实问题，积极组织他们到农村去锻炼，广泛参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经济发展等工作中去，同时还要踊跃提名让其参与竞争村干部职务，积极创造机会将其知识优势转化为创业优势。第四、可积极开展农村“两委”主要领导由国家工作人员担任的试点，使农村“两委”主要领导逐步实现专职化。第五，建议在行政学院或相关的高等院校，开办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专业，将农村“两委”主要领导岗位的培训，纳入国民教育序列，进行正规化教育。最后要对选举工作中出现的利用家族、宗派势力，或采取威胁、欺骗、贿赂等手段，非法拉选票破坏公正选举正常进行的要严肃查处和纠正，保证选举工作沿着合法轨道发展。
2、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村官”素质。目前，农村“两委”班子成员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及施政能力普遍都跟老百姓的要求相差很远。少数村干部整体素质难以担当领导村民发展经济的重任，极个别的甚至不具备正确处理村务的能力。因此，对农村“两委”班子岗位培训要及时。村委会换届选举结束后，各乡镇要及时对全体村干部集中或分批进行岗位培训，包括岗前培训和在岗期间定期培训。重点内容是党在农村的党建、土地、计划生育等一系列农村政策、法律知识和适应新形势下农村工作需要的有关业务培训。为保证培训效果，上级党委、政府可抽调党校、经济职能部门、政法部门等单位人员组成农村支教团进行各乡镇、村的巡回授课。同时结合在农村开展的三个代表教育活动，对他们进行学历教育、法纪教育、警示教育、典型教育等政治、文化思想教育，各项教育措施要常抓不懈，多管齐下，努力提高其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素质，提高其施政能力和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定期对“两委”主要领导进行政治理论、组织领导能力、文化科学知识、经营管理、民主与法制等方面的考试考核。
（二）建立监督制约机制。首先，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定岗定员，明确职责，分权制衡。有的村村干部职数偏多，队伍庞大，职责不清，效率不高，村民供养负担过重，村干部待遇也未得到相应提高。各级政府应根据农村税费改革的要求，将为农民减负工作与精简村干部队伍结合进行。对村干部的精简要广泛吸取村民的意见，从本地实际出发，严格定编，将享受固定工资、误工补贴的人数及标准加以控制，并适当予以缩减；对村干部的工资，要根据村里的经济发展状况适当浮动，体现绩效挂勾的原则；对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会计、出纳四职要实行专人专岗，不宜兼职，以实现党务、村务、财务三种权力的分权制衡，相互监督。其他职务可实行一职为主，交叉任职的办法，使队伍精干、高效。
另外要加强监管、制约。一是要加强财务管理。实现财务电算化。政府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的支持，在农村逐步实现电算化，各项村务经济收支必须要记帐，帐务处理要以电脑记帐，财务公布以电脑自动生成，打印输出，财务资料报送以拷贝或网络传送，资料管理以磁性介质存储，以减少人为干扰，使会计反映更加科学、准确，确保财务制度的严格执行；定期进行财务检查，审计。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定期对村财务进行检查、审计，严禁私设"小金库"，私收乱制等经济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坚决处理。二是要深化村务公开、实行民主理财。建议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农村政务公开制度化。村务公开要实现热点问题透明化，要求对群众普遍关心的土地收支、救济款物的发放、干部报酬、个人借款等热点问题实行专项公布，凡涉及全村群众利益的事情，特别是财务收支、宅基地审批、当年获准生育的妇女名单及各种罚款的处理等，都必须定期向村民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并要认真接受村组代表的质询，建立对话和定期公开答复机制。要充分发挥村民理财小组的作用，为其提供条件，定期检查村财务资料，审核有关财务单据，督促村务及时公开，参与重大经济活动，实现民主管理。建立村民议事制度，村里的大事，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公益事业的兴办以及群众普遍关切的热点问题的处理等，都必须依据有关法规由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出决定，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
（三）建立健全奖惩激励机制。
建立“两委”主要领导干部及“两委”工作的考核奖惩工作机制，将农村犯罪和农村稳定与经济发展等一并纳入考核范围，实行年度定期量化考核，兑现奖惩。政治上对农村基层干部关心爱护，对那些公正清廉，奋力工作，为农村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优秀村干部，开通职级晋升“专列”，予以提拔重用，宣传他们的精神风貌，在社会上形成尊重基层干部、乐于从基层工作干起的风气。建立适合农村基层特点的激励机制，使村干部干有所为，退有所安，老有所养。提倡干部报酬同工作实绩挂钩，并保证兑现。对群众公认有突出贡献的干部，由政府财政划拨专项奖励基金进行奖励。建立定期向全体村民述廉述职制度，对被评为不合格、不称职的干部及时罢免、辞退。
（四）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加大整治力度。
乡镇纪检监察机关要避免产生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处理上产生可宽不可严的思想，而要把查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以权谋私、严重侵犯村民利益、经济违纪等案件作为办案的重点，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同时也要注重研究农村党员干部违纪案件的特点和规律，帮助划清政策界限，不断改进办案方法，逐步完善办案手段。要作到严惩违纪者，保护改革者，帮助失误者，进一步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农村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和有力的保证。
各级检察机关要严格执行2000年4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刑法》第93条第二款的解释，认真研究其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并在司法实践中加大对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查处力度。要抵制说情，勇于碰硬，打破宗族、宗派等势力对侦查、起诉工作的干扰，发现问题一查到底。同时要讲究办案艺术，正确适用有关政策、法律，在取证中要争取群众支持，不要激化各种矛盾，不能因办案方法的简单、失误而危及农村稳定，这是一个需要在办案实践中应高度引起注意的问题。同时各级检察机关应结合办案搞好预防工作，通过走村串户，印发宣传品，以案讲法等形式广泛宣传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刑法》第93条第二款的解释及相关法律法规，教育村干部知法、守法，依法办事；提高广大村民的法制意识，扩大举报和反贪力量的群众基础，鼓励村民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积极同危害国家、集体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做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