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卵管切除致残谁担责？

樊斌杰


　　2005年3月1日，刘某因阴道流血数天不止，到穆某个体诊所治疗。穆某给其开了3天抗炎止血口服药，并嘱有情况及时复查。3月4日，刘某到穆某处复诊，穆某为其行宫内诊刮术，并将刮出物送××县人民医院作病理检验。该次诊刮术的临床诊断为慢性子宫内膜炎？功血；病理诊断为发育不全的分泌期宫内膜。4月11日，刘某到××县妇幼保健所行B超检查，超声提示：盆腔积液（少量），该所医生在血检报告学上填诊刮术后宫内感染，并载门诊用三天药，抗炎对症治疗三天不见效住院治疗。5月12日，刘某到××县人民医院行三维彩超检查，检查部位：子宫附件。超声描述：膀胱充盈，子宫前位，形态大小正常，实质回声尚均匀，内膜线居中清晰，内膜厚0.3cm，宫颈内口上方见直径0.8cm囊性回声团一枚，边界清。双侧附件区未见明显异常回声团。盆腔内未探及异常血流征象。超声提示：宫颈纳氏囊肿。5月23日，刘某入××省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腹痛原因待查，盆腔炎？5月26日在该院行数码电子阴道镜系统检查。图像表现：宫颈轻度糜烂，醋酸白色上皮，腺开口，诊断意见：慢性宫颈炎。6月14日出院。出院诊断：盆腔炎。7月12日，刘某诉活动时患下腹部坠胀痛20余天再入××省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初步诊断：1、双附件炎；2、子宫肌瘤。7月19日，该院行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双输卵管切除术。手术记录单载，术前诊断：腹痛原因待查；术后诊断：①子宫肌瘤；②双输卵管积水。术后，离体组织送病检。7月22日，病理检验报告单载，病检号353537；病理诊断：（子宫）平滑肌瘤；（双侧）输卵管充血。7月13日，刘某出院。出院诊断：1、双输卵炎；2、子宫肌瘤。8月15日，刘某以穆某行宫内诊刮术属非法行医，且行诊刮术公然违反医学常规。该行为引起宫内感染、盆腔炎，导致双侧输卵管切除是其必然结果理由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穆某和××县妇幼保健所承担赔偿责任，诉讼中原告申请追加了××省妇幼保健院为被告。9月15日，××县人民法院委托××医学院司法医学鉴定所对刘某双侧输卵管切除与穆某与其施行宫内诊刮术有无因果关系进行鉴定。9月27日该所受理委托，29日出具了（活）鉴字第050927215号鉴定书。鉴定书在检查过程与检查所见栏记述：“重阅××省妇幼保健院病理科（353537号）切片：输卵管壁结构排列规则，各层均未见急慢性炎症细胞浸润”。在分析说明栏记述：“根据送检的病理切片检验，刘某的输卵管无急慢性炎病的病理改变，结合其它送检材料，综合分析，鉴定认为：刘某的输卵管无急慢性炎症（换言之，施行宫内诊刮片并未引起感染）；其输卵管切除的原因并不是输卵管感染。因此，刘某输卵管切除与施行宫内诊刮术无因果关系。” 2006年3月28日，××县人民法院作出（2005）×民初字第615号民事判决，由被告穆某返还原告刘水梅手术费50元，由被告××妇幼保健院赔偿原告刘某伤残赔偿金60477.12的40%即24190元。刘某不服上诉。9月19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该市司法鉴定中心对××省妇幼保健院为刘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鉴定。2007年4月13日，该中心出具了×司鉴中心 [2006]临鉴字第403号鉴定书，该鉴定书记述：“本案存在临床诊断与病理诊断不符问题，对此原因与后果应作具体分析。院方临床诊断患者为输卵管炎，经重阅术后送检的353537号病理切片，未见双侧输卵管存在急慢性炎症。”11月9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中民一终字第15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不服申请再审。2008年6月6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再审后，于9月8日作出（2008）×中民再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由原审被上诉人穆某返还原审上诉人刘某手术费50元，并赔偿刘某医疗费13003.74元，赔偿刘某伤残赔偿金10%即6047.71元，共计19101.45元。
　　

　　××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时认为：刘某在穆某处行宫内诊刮术后，其一直腹痛并一直采取抗炎治疗，且病情不见好转，在省妇院第一次住院治疗时，其诊断结论为“腹痛原因待查，盆腔炎？”那么，刘某的腹痛是否是穆某行宫内诊刮术行为引起的呢？相关医疗资料介绍：输卵管卵巢炎常有一定病因存在。如曾行输卵管通气手术或其他宫腔内操作。子宫腔手术操作无菌技术不严密等情况可能会将病原带入宫腔。而慢性间质性输卵管炎为急性间质性输卵管炎的慢性炎症病变，可见双侧输卵管增粗、纤维化，临床表现为附件增厚或条索状增粗。镜检输卵管各层均有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穆某在原一审时虽然提供了××县卫生防疫站“医疗机构消毒效果监测报告单”，证明其个体诊所卫生情况达标，但穆某诊所的诊疗科目是“中西医结合”，该检测报告只能证明穆某个体诊所的卫生情况符合“中西医结合”的卫生要求，而穆某为刘某所作的宫内诊刮术属于妇科手术范畴，该检测报告不能证明穆某个体诊所卫生条件符合妇科手术的卫生标准。综合刘某曾在穆某诊所行宫内诊刮术后刘某一直腹痛，且一直采取抗炎治疗，在省妇院诊断结论为盆腔炎，以及输卵管切除后其病理切片经××市司法鉴定中心解释为“非炎症性病理改变”等情况分析，可以认定刘某行宫内诊刮手术后应患过急性双侧输卵管炎症，在采取抗消炎治疗后转为慢性输卵管炎症。对于宫内诊刮术与双侧输卵管炎症之间的因果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应由医疗机构（本案中即行医人穆某）承担举证责任。穆某明知自己没有进行妇科手术的资质，却还为刘某行宫内诊刮术，其医疗行为及主观上均存在过错，并且已经造成刘某患有急慢性输卵管炎症的损害后果，且穆某没有就自己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因此应由穆某承担不利后果，穆某应对刘某治疗双侧输卵管炎症所发生的费用承担赔偿责任。原一、二审仅审查了穆某的医疗行为与刘某输卵管切除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没有审查其与刘某输卵管切除造成的七级伤残的人身损害后果，因穆某为刘某行宫内诊刮术造成了急慢性输卵管炎症，在抗消炎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刘某才到省妇院进行治疗，最后在省妇院做了双侧卵管切除手术，虽然原××医学院司法医学鉴定研究所的鉴定结论表明穆某宫内诊刮术与刘某切除无因果关系，但穆某的诊疗行为与刘某双侧输卵管切除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可适当判穆某对刘某的七级伤残承担10%的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错误，且对责任的处理违反民事责任构成要件规则。具体理由如下：


一、××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刘某行宫内诊刮术后应患过急性双侧输卵管炎症，在采取抗消炎治疗后转为慢性输卵管炎症错误

1、××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时把“双侧输卵管增粗、纤维化”理解为慢性间质性输卵管炎的表征，且该表征为急性间质性输卵管炎遗留的慢性炎症病变。而××市司法鉴定中心在法院质证时将刘某的双侧输卵管增粗、纤维化表征解释为“非炎症性病理改变。”且法院对鉴定机构的上述解释予以采信。笔者认为法院把“非炎症性病理改变”视为“急性间质性输卵管炎遗留的慢性炎症病变”，明显错误。

2、原××医学院司法医学鉴定研究所重阅××省妇幼保健院病理科（353537号）切片：输卵管壁结构排列规则，各层均未见急慢性炎症细胞浸润。根据送检的病理切片检验，刘某的输卵管无急慢性炎症的病理改变，结合其它送检材料，综合分析，鉴定人认为刘某的输卵管无急慢性炎症（换言之，施行宫内诊刮术并未引起感染）。法院再审时对该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予以了确认。××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书中指明“院方临床诊断患者为输卵管炎，经重阅术后送检的353537号病理切片，未见双侧输卵管存在急慢性炎症。可法院再审时，对两鉴定机构阐述的事实视而不见，或见而不理，而自行主观臆断地认定“刘某行宫内诊刮术后应患过急性双侧输卵管炎症，在采取抗炎治疗后转为慢性输卵管炎症”。笔者认为该认定明显错误。

二、再审认为“原一、二审仅审查了穆某的医疗行为与刘某输卵管切除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没有审查其与刘某双侧输卵管炎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当”错误

　　××省妇幼保健院切除刘某梅的输卵管之事由为输卵管炎，而刘某请求穆某赔偿是其诊刮术引起输卵管感染导致炎症。切除与诊刮之间的因果关系，必须以感染（炎症）作为因果链条。炎症是切除的近因，诊刮是切除的远因。要确定远近必须以近因为桥梁或纽带。原××医学院司法医学鉴定研究所在鉴定“刘某双侧输卵管切除与穆某为其施行宫内诊刮术有无因果关系时必须以近因感染（炎症）为基础。如果近因不存在，那么远因就更不存在。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已经明确肯定刘某的输卵管无急慢性炎症（换言之，施行宫内诊刮术并未引起感染）。从逻辑学的角度说，这是一个三段论：输卵管因炎症而切除，诊刮术未引起输卵管感染即输卵管无急慢性炎症，所以诊刮术与输卵管切除无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输卵管因炎症而切除是一个假命题。而法院再审时，却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把一个因果链条上的两个事实进行孤立化。并由此认定“原一、二审仅审查了穆某的医疗行为与刘某输卵管切除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没有审查与其刘某双侧输卵管炎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当。”笔者认为，此种认定显然错误。

三、法院再审时以行为与结果有关联性判决穆某承担10%的责任错误

　　民事责任构成应当具备四个要件：侵权行为、损害事实、主观过错、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特殊情形不考虑主观过错，但另外三个要件必须具备，缺一不可。本案法院已认定穆某的行为与刘水梅的损害无因果关系，但判决时却以有“关联性”为由判决穆某承担10%的责任，笔者认为该种处理方法显然违反民事责任构成规则，是错误的。
　　综上事实和理由，笔者认为：1、穆某为刘某施行宫内诊刮术并未引起感染（见《活体检查》鉴定书分析说明 ）；2、刘某双侧输卵管无急慢性炎症(见（活）鉴定第0509272154号鉴定书分析说明和×司鉴定中心[2006]临鉴字第403号鉴定书)；3、××省妇幼保健院的临床诊断双附件炎、输卵管炎与病理诊断（双侧）输卵管充血不符（见×司鉴中心[2006]临鉴第403号鉴定书）；4、输卵管切除的原因不是输卵管感染（见《活体检查》鉴定书）；5、刘某残疾是输卵管切除造成的，而非施行诊刮术造成的。由此，穆某对刘某的残疾损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刘某的残疾损害赔偿责任只能由××省妇幼保健院承担。



（樊斌杰—江西东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试论司法独立与检察监督

方 良 方跃彪


内容提要：虽然司法独立(1)是一项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宪政原则与司法原则，但司法独立的确立要以法院的理性化为前提，独立司法必需以制约与监督为要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司法裁判所进行的法律监督亦即检察监督，不仅为司法公正增加了一重“保险”，而且促进了我国司法独立早日实现的前提条件。可以说，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唯物辩证关系。
关键词：司法独立 检察监督


一、司法独立的涵义
虽然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政原则与司法原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但鉴于各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很难给出一个可以普遍适用的标准。即使是我国学者，对于司法独立的涵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也会得出不同的理解。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结构上的独立与程序上的独立(2)。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是审判权独立与法官独立(3)。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对当事人独立、职能独立、机构独立和内部独立(4)。也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的独立、司法主体的独立、司法行为的独立和司法责任的独立(5)。还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司法机关的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6)。尽管各家的理解角度不同，但其基本点却是比较一致的，即司法独立不仅包括法院的独立，还包括法官的独立和法院内部的独立。法院的独立，指其整体独立，即法院独立于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受外部力量或权威的干预或控制。法官的独立，指其个体独立，即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及其心中的正义准则，而不接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法院内部的独立，指其审级独立，即不仅同级法院之间完全独立，互不隶属；就是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完全独立，互不隶属。虽然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裁判结果，但这也只是为司法裁判增加一道审核程序，使之更加审慎，减少错误而已，并不意味着后者成为前者的下 属。而这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上命下从的领导与服从关系有着质的区别。在法院的独立、 法官的独 立与法院内部的独立三者之中，当以法官的独立为核心。司法独立作为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它不能仅停留在作为一项空头原则的层面之上，它的确立需要有具体、有效的制度来保障。有人认为，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应当包括体制保障、经济保障、资质保障和身份保障等四个方面的内容(7)。也有人认为，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应当包括法院的整体独立、法院的内部独立、法官的身份独立、法官的职业特权及法官的职业伦理准则等五个方面的内容(8)。
二、独立司法必需以制约与监督为要件
司法独立之所以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宪政原则和司法原则，自有其必要性之一面(9)。然而，司法独立并非一项绝对的、无条件的金科玉律，它除了必要性之一面外，还有着相对性之一面。其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独立的确立以法院的理性化为前提，司法独立的程度应当与法院理性化的程度相当，至少不能有明显的不协调。因为司法独立意味着法官在行使司法裁判权时具有独立自主性，若法院理性不足，缺乏合格的法官与公正的程序，司法的公正受到普遍的质疑，司法独立性的增强反而会造成法官擅权和专横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有理性的法院和公正的司法，人民才会放心将权力交给法院，才能形成司法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10)。二是独立司法必需以制约与监督为要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使是每一个“理性的法院”和“理性的法官”，也都有其人格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局限性，他们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或超凡入圣。因此，法院的理性化程度再高，那也只能是一种表示法官合格、法院结构合格和司法程序合格的“形式上的理性”而已。法院和法官在独立司法的过程当中出现裁判失误甚至擅权或专横腐败,以致造成司法不公，则在所难免，实属必然。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恒古不易的客观规律所导出的必然结果，就是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需受到其他权力和权利的制约与全社会的监督。司法裁判权自然也不能置身例外(11)。这在现代法治国家里，无论是从法理上或者实践上来说，早已都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而在我们国家，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才得出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中权力必需受到制约与监督这一科学结论(12)，则显得尤为珍贵。
现代国家对司法裁判权所进行的监督(13)，都是通过对直接行使司法裁判权的法官进行监督来实现。而对法官所进行的监督，则以其行使职权的行为即裁判行为和与行使职权无关的行为即非裁判行为为对象。由于这两种行为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对他们进行监督的主体、监督的内容、监督的方式以及监督的后果均应有所区别。对法官裁判行为的监督，属于程序内监督。对法官非裁判行为的监督，属于程序外监督。显然，对法官的监督，应以程序内监督为核心,因为它对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发挥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而程序外监督，则以保证程序内监督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目的，是程序内监督不可或缺的补充(14)。
（一）程序内监督，可分为司法机关外部主体的监督与司法机关内部主体的监督。就前者而言，在诉讼程序之内，当事人、律师、检察机关(15)、其他诉讼参与人、甚至旁听公民等，作为司法机关外部的监督主体都可以通过法律赋予的权利（力）和规定的方式，对法官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就后者而言，在诉讼程序之内，上诉法院或再审法院（的法官）作为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主体，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审级监督制度来对下级法院（法官）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显然，通过规定审级监督制度，并赋予当事人启动上诉程序的诉讼权利和提起再审之诉的诉讼权利，以及检察机关启动上诉程序和再审程序的抗诉权力，这即是法律为避免司法不公所持的审慎态度。通俗地说，就是法律为每一具体个案均设立了司法公正的“双重保险”或“多重保险”(16)。不过，这司法公正的“双重保险”或“多重保险”，只有在司法独立得以真正确立的前提之下，才能真正发挥其保险的作用。
在上述两种程序内的监督方式中，只有作为司法机关内部监督主体的上诉法院或再审法院所进行的审级监督才是真正或狭义的和直接的监督。它可以依法直接改变原审法院的裁判结果或发回重审。而作为司法机关外部监督主体的当事人、律师、检察机关、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旁听公民等，他们所进行的监督，只能是广义的和间接的监督。它虽然可以对法官施加一定的影响，但却无法左右或改变法官作出的裁判结果，而且还必须被限制在不损害独立司法的范围之内。由于法律赋予上述司法机关外部监督主体的诉讼权利（力）多少有别、范围不一，他们之间的监督力度也就有强有弱，各不相同。以检察机关为最强，当事人（及其律师）居其次，其他诉讼参与人（及其律师）再其次，旁听公民为最弱(17)。
（二）程序外监督，可分为司法行政监督和法官弹劾制度。平时，法官的非裁判行为通过法官职业伦理准则来约束。当法官违反职责行为情节较轻时，由其所在法院或上级法院通过司法行政监督对其进行惩戒，可给以警告、记过、罚款等处分。当法官违反职责行为的情节较重，具有应被罢免的事由时，则需启动法官弹劾程序，由国会议员组成的法庭对其进行罢免审判(18)。我国目前并无法官身份保障制度，因而也就没有法官弹劾制度。但法院院长可以依法提请同级人大对违法乱纪的法官予以罢免，且罢免程序相对简单。此外，全国人大通过审议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而对法官进行的整体监督，以及检察机关运用其侦诉权对法官进行的监督，均可划入程序外监督之列。而至今仍颇有争议的人大个案监督，因其既无法律依据又涉及具体个案，似乎既不在程序外监督之列，亦排除于程序内监督之外，可归为另类。
三、我国司法独立的现状与检察监督的困境
有学者指出，由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当前我国所谓的司法独立，因受到现有政治体制的制约，只能是一种特殊样式的司法独立。其特殊性表现在：第一，系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第二，系技术独立而非政治独立；第三，系有限独立而非充分独立。除此之外，我国当前的司法独立还受到其他几个方面的限制,从而造成其独立的程度非常有限。一是司法体制造成的障碍，二是经济保障不足且财政供应体制不顺，三是法官资质与身份保 障不够(19)。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当前司法独立的现状均有所论及(20)，其看法并无二致。
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使得本应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中最后权力的司法裁判权，在我国却无法确立其作为最后权力的独立地位。尽管裁判结果最终都是由法院作出的，但在无数的具体个案中不知有多少来自司法裁判权以外的其他权力渗透其中，竞相作用。而这就是为什么自我国社会开始转型以来司法腐败日趋猖獗和出现大面积司法不公现象的真正原因。因为这种样式特殊、似是而非的司法独立，一方面为地方保护主义、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以及某些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了法官擅权、专横腐败、逃避或拒绝监督的挡箭牌和掩护体。另一方面也使得针对独立司法而设计的程序内监督制度无法正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各式各样不断出台却又大多与司法独立原则相背离的程序外监督措施则更是近乎失灵，以致于我们对独立司法所进行的程序内和程序外监督，呈现了“船横河中央，两头不到岸”的尴尬现象(21)。
也正是由于我国当前这种样式特殊、似是而非的司法独立,再加上现行检察监督制度（主要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因立法的缺陷和不足而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22)，致使检法两家在许多具体的实务操作中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冲突，甚至还出现了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可以用左一个解释右一个批复对来自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加以“抗衡”或“抵制”的现象(23)，使得检察机关为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及法制统一而对司法机关所进行的检察监督，非但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日趋猖獗的势头和消除大面积司法不公的现象，反而成为了干预独立司法或损害司法独立的口实和例证。一些人还以此为由提出了要削弱甚至废除检察监督的主张(24)。
四、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对立统一
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最能代表检察监督力度和效果的再审抗诉来说明。 我们知道，司法公正的实现，要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但为了维护司法公正，独立司法又必需以完善、有效的监督为要件。而我们对独立司法的监督，则又以程序内监督为核心。在诉讼程序内，当事人作为司法机关外部的监督主体，是诉讼程序的启动者或应诉者，与裁判结果有着最为直接的利害关系。虽然他可以通过申请回避、提出异议、申请复议、举证、质证、陈述、辩论（护），以及提起上诉或再审之诉等诉讼权利来对独立的司法裁判权力加以制约与监督，并施加一定的影响。但对于最终的裁判结果，却无法加以左右或改变，只能通过司法机关内部监督主体的审级监督来纠正。一般情况下，一件具体个案经二审或三审终结，当事人多已服判息诉。若当事人认为已经终审生效的司法裁判仍然存在错误，则他还可以通过提起再审之诉来获得司法救济。然而，一但当事人提起的再审之诉被法院以形式要件欠缺为由而予以驳回时(25)，则极有可能是旧的司法不公（即原裁判错误）尚未纠正，新的司法不公（即未获司法救济）又已产生。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已用至极限,根本就无法再对独立的司法裁判权力形成制约与监督。此时，若无外力的介入,迫使司法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则具体个案中的司法公正就难以得到普遍的实现,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亦将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检察机关根据已无法直接从司法机关获得司法救济的当事人的申诉(26),对实际上具备再审形式要件的司法裁判(27)，运用其抗诉权（力）来迫使司法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这既是法律为每一具体个案中的司法公正所设立的另一重“保险”(28)，也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权力制衡原则在诉讼程序中的直接体现。不言而喻，这正是国家为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防止司法独立走向极端化或绝对化所必然带来的司法擅权和专横腐败，而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根本原因和根本目的之所在。同时,国家为避免因检察监督权力过于强大而给独立司法造成不当干预，损害司法独立，对检察监督的力度也有所限制。即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强制力仅能达于迫使司法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的限度而已,对于司法裁判的最终结果依然无法加以左右或改变，仍属独立司法的权限范围之内。否则，又将陷入“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永恒的怪圈而难以自拔。不仅如此，司法机关对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经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后，可以依法改判或维持原判。显然，检察机关在对人民法院进行制约与监督的同时，其抗诉行为亦即其监督行为本身也必须接受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受到司法机关的逆向制约与监督。尽管检察机关在尽力回避这种所谓的监督者最终反受被监督者监督的尴尬与无奈，然这同样也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权力制衡原则在诉讼程序中的直接体现。因此，那种否定检察监督的观点，即认为检察监督干预独立司法或损害司法独立的观点，以及以此为由主张削弱甚至废除检察监督的观点，可以说是既无事实根据，又有违法理。
事实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设立的司法机关的外部监督主体，其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在诉讼程序当中则恰好是一个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矛盾体。公正，不仅是司法裁判的生命之所在，而且同样也是检察监督的生命之所系。对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的维护，司法机关是通过司法裁判来直接加以实现，而检察机关则是通过检察监督来间接加以完成。两家的职能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最终目的却是一致，大有殊途同归之旨趣。一方面，检察机关通过抗诉权的行使对司法机关所进行的检察监督，在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的同时,也促使司法机关为司法公正的普遍实现而不断地提高其理性化程度；而其理性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更有利于司法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的逐步形成(29)，有利于保障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和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司法机关通过其具有独立性和终结性的司法裁判权对检察机关所进行的逆向制约与监督，同样是在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的同时，也促使检察机关为正确地履行其检察监督职能而不断地提高其理性化程度；而其理性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反过来又更有利于检察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的逐步形成（30），有利于保障司法机关司法裁判的独立运作与普遍公正。可以说，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这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唯物辩证关系，从法理上决定了即使是将来司法独立在我国得以真正确立和实现之时，检察监督也只能保留而不能废除,只能强化而不能削弱(31)。
尽管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是一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唯物辩证关系，司法独立需要检察监督，检察监督也离不开司法独立。但是，司法独立目前在我国并未真正得以确立，而我们目前的检察监督无论是监督的范围、监督的内容、监督的方式以及监督的力度等方面，也均不能适应实务操作的需要。因此，在我国的司法独立得以逐步确立的同时，对我国的检察监督制度也应逐步地加以改革与完善。唯有如此，检察监督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在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的过程当中真正发挥其对独立司法应有的制约与监督作用，从而确立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和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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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西隆安县人民检察院。
（1）由于检察机关所具有的部分司法职能与审判机关的司法裁判职能有着质的区别，因而检察机关的独立性与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也有着质的区别。故本文中的司法机关仅指审（裁）判机关即法院一家，司法独立即为审（裁）判 独立。
（2）参见龙宗智、李常清：《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法学》1998年第12期。
（3）参见黄松有：《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法学研究》2000年第四期。
（4）参见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法学研究》2000年第五期。
（5）参见前引（4），陈瑞华文。
（6）参见前引（4），陈瑞华文。
　　（7）参见前引（2），龙宗智、李常清文。
（8）参见前引（4），陈瑞华文。
（9）参见前引（2），龙宗智、李常清文。该文从政治的维度、司法的维度、司法自身维权的需要以及我国司法现状等四个方面，对司法独立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10）引自前引（2），龙宗智、李常清文。该文指出，司法独立的制度和原则本身就是司法理性即法院理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同时它的成立又基于这样一项基本的逻辑预设，即理性的法院，亦即理性的法官。它意味着在独立的司法制度中的法官，具有可以被社会信赖的人格和学识能力，而且处于合理的法院结构中，以及法官的行为受到公正程序的引导与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司法的自治，即法官的自主精神，就可以保证法官“只服从法律”——只服从法官的良知与理性，从而获得司法的公正。
（11）参见前引（2），龙宗智、李常清文。
（12）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并经由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纳入宪法总纲第5条，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和宪法原则。由于法治的首重在于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上中共十五大报告还提出要“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因此，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权力制衡原则已有了充分的认识与肯定。
（13）“监督”与“制约”并非同一个概念。对权力的监督，必通过权力或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来实现。监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直接与间接之别。只有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的制约才是真正或狭义的和直接的监督。而下位权力对上位权力的制约、地位平等的权力间的制约，以及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则是广义的和间接的监督。总之，监督通过制约来实现，而制约则隐含于监督之中。以后若无必要，本文对制约与监督这两个概念不再并列使用。
（14）参见贺日开：《论对权威司法的监督》，《法学》1999年第11期。
（15）在刑事诉讼中，各国的检察机关都是作为公诉人而直接置身其中。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原告或从当事人直接置身其中。不过我国的检察机关目前尚无此项职能。而负有对司法裁判进行事后监督职能的，则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几个国家的检察机关。
（16）参见前引（14），贺日开文。
（17）从启动再审程序的角度来说，在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由于其检察机关负有对司法裁判进行事后监督的职能，其抗诉权的行使必然引发再审程序的启动，而当事人提起的再审之诉却有被法院驳回的可能，故以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为最强，当事人居其次。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较当事人少，甚至连上诉权也没有，故其监督力度再其次。旁听公民实际上并无任何诉讼权利，其参加旁听的权利只是宪法权利，故以其为最弱。在检察机关没有事后监督职能的情况下，则以当事人的监督力度为最强，其他诉讼参与人居其次，旁听公民仍最弱。
（18）参见前引（14），贺日开文。该文列举了法官违反职责的三类行为。一是违反职务上义务的行为。如泄露因职务而获悉的秘密，特别是合议庭合议的秘密；参与政治活动；担任有报酬的其他职务；从事商业及其他赢利性活动等。二是职务懈怠行为。包括无故延迟审理和判决；丢失有责任保管的材料；对当事人采取不公平的态度等等。三是损害法官威信的行为。如法官与当事人单方接触；接受当事人的吃请；出入不健康的娱乐场所等。法官的这些违反职责的行为，直接影响到裁判的公正，必须给以惩戒。
（19）参见前引（2），龙宗智、李常清文。不过，笔者对该文中认为检察监督对司法独立构成障碍的观点不敢苟同。
（20）参见前引（14），贺日开文。贺卫方：《司法改革中的上下级法院关系》，《法学》1998年第9期。沈德咏：《司法体制改革略论》，《法学》1996年第8期。叶青：《依法治国与司法公正》，《法学》2000年第2期。戚渊：《司法如何公正》，《法学》1999年第12期。
（21）事实上，尽管我国的程序内监督制度还存在相当的缺陷与不足，但它基本上是针对独立司法而设计的。在司法独立的条件下，它已基本上可以满足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而我国各式各样不断出台的程序外监督措施，却又大多与司法独立原则相背离，而且对程序内监督制度已形成喧宾夺主之势。有些程序外监督措施在操作中甚至还会适得其反，使得结果与目的背道而驰。前引（15）贺日开文，对此曾有精辟的剖析。
（22）参见扬立新：《论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四期。
（23）参见前引（3），黄松有文。赵纲：《正确处理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十大关系》，《法学研究》199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