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喜莲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因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利害关系人的概念缺乏明确界定，学者们在注解相关条文中的“利害关系人”时亦见解不一，故难以厘清“利害关系人”与“当事人”、“案外人”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实务界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正确的理论指引，在利害关系人之诉权保护及确定审判权作用范围等问题上不时遭遇操作障碍。就制定法上概念、术语的精确化而言，司法解释比法条定义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更能适用变化多样的法律关系。为了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民事诉讼的正常运行，最高人民法院应根据一般民事案件的私益性、对抗性，非讼案件的公益性，执行案件兼顾第三人利益之特点，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通常诉讼程序、非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分别作出界定。


　　“利害关系人”是我国民事立法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用语，仅《民事诉讼法》中就有12个条文与其相关（注：这些条文具体是：第93条、第108条、第162条、第166条、第167条、第169条、第170条、第196条、第198条、第200条、第202条、第249条。）。对“利害关系人”概念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当事人资格的生成和诉权行使，关系到民事审判权作用的范围等问题，故如何界定“利害关系人”便成为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中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是，《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如此频繁出现的概念之内涵与外延并无明确规定或解释，以致在民事诉讼学理上和实际操作中时常出现各种争执和困惑。有鉴于此，本文在《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之际，以当事人资格之生成为视角，对利害关系人的相关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同仁专家。
　　一、《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利害关系人”的表述
　　如所周知，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资格的生成与实体法上的“利害关系”具有不解之缘。于是，利害关系的承担主体“利害关系人”便在民事诉讼中格外耀眼。统合《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大体上可将民事诉讼中的“利害关系人”分为以下三类：其一，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通常诉讼程序乃处理一般民事案件的步骤、次序或方法。该程序中的当事人与讼争案件的实体法律关系（利害关系）密切相关，如《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或者，当事人对诉争案件当事人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见，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密切。其二，非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非讼程序即指审理非讼案件（注：非讼案件是指，民事法院为处理与私法相关之其他权利义务问题，以确认、形成或补充一定之私法关系起见，由有利害关系之当事人声请民事法院依非讼程序及其他特别程序，就声请人之请求为裁定之事件。非讼案件在性质上有的属于民事行政事件，有的属于民事司法事件，大多不具有争讼性。但也有一些非讼事件具有争讼性，如申请支付令。参见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14-15页。有必要说明的是，鉴于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保障性程序（如财产保全）、特殊程序等处理的事件亦不具有明显的争讼性，本文将其纳入非讼案件中，这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程序的分类方法稍有不同。）所适用的程序，其目的在于形成、确认一定的私法秩序。因非讼案件大多不具有争讼性，故《民事诉讼法》没有以“直接利害关系”来限定非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如《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民事诉讼法》第166条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2年，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失踪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其三，执行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执行程序的目的固然在于依法强制实现生效判决所载明的权利义务，但是，执行程序中也不能忽视对债权人及其他权利人的及时救济，以恢复、维护一定的司法秩序。故《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15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本文对利害关系人作如上分类的理由是，通常诉讼程序、非讼程序、执行程序因其处理的对象不同，故在功能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具体而言，一般民事案件具有明显的争讼性、对抗性和私益性，因此，以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为核心的通常诉讼程序所具有的实现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功能较为明显；相比之下，非讼程序因其审理的对象不具有明显的争讼性和私益性，其确认、形成一定私法秩序的功能相对突显；执行程序似乎介于二者之间，其既要关注执行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又要关注案外第三人的利益，以恢复、维护一定的司法秩序。据此，对不同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分别进行考察，显然有助于剖析“利害关系人”在民事诉讼立法上的特点。尽管如此，各种诉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与当事人、案外人等诉讼主体之间到底有着何种关系，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上仍缺乏明确的规定和解释。由于立法规定不明，学者们在注解“利害关系人”概念时难免各持己见，司法实践中亦难免遭操作障碍。
　　二、“利害关系人”概念在学理上遭遇的解释困境
　　众所周知，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经历了从注释法学向理论法学发展的过程。注释法学的基本进路是对已创制的法律规范，遵循既定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从立法背景、学理基础等方面，通过文字解释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法律规范予以解读，并以之指导司法实践。“对民事诉讼立法的注释本身并不存在什么失当之处，相反，它对于指导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和繁荣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都曾起到过并将继续起着独特的积极作用。”[1]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仍未完全脱离注释法学的现实背景下，因《民事诉讼法》对“利害关系人”表述不明，学者们在注解相关条文时，对此概念难以准确把握。
　　（一）在通常诉讼程序中，“利害关系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难以厘清
　　通常，对法律的解读应尽可能寻求并依循立法的原意、先定的价值和原则。鉴此，秉承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之立法原意和价值目标，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将当事人等同于“利害关系人”。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只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利害关系人”是为了指称某个（些）与案件或某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人，其中的利害关系不一定是直接利害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利害关系人的外延明显要比作为当事人的原告之外延宽泛。可见，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虽有瓜葛，但二者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了弄清“利害关系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以破解“利害关系”、“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进路进行了深入探讨（注：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参见柴发邦、江伟等：《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页；刘家兴：《新中国民事程序理论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张晋红：《中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6页；等。）。作为初步结论，我国不少民事诉讼法学教材曾一度将当事人定义为：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注：这一结论可参见柴发邦、江伟等：《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页；张晋红：《中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其中，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成为原告起诉的要件之一，同时也是审判机关识别当事人的准绳。具体而言，“作为一个案件的原告，除了必须具备诉讼权利能力外，还必须具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也就是说，还必须是在他们自己的或者依法受自己保护的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与他人发生争执，产生了纠纷，才能成为该诉讼的原告人。这就是指原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2]（P185）通常，当事人是进人诉讼程序后，对原告、被告、第三人等程序主体的统称。有学者认为：“凡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都只能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也有权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凡是当事人之外的其他诉讼参与人，必然是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3]（P86）笔者认为，就概念及其分类的周延性而言，直接利害关系人与间接利害关系人相对并立。从当事人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一逻辑出发，与案件有着间接利害关系的人肯定不是当事人，这就使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陷入尴尬境地。此外，不论是民事诉讼立法，还是学者们的论述，都没有认可“间接利害关系人”这一概念。因此，间接利害关系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如何，同样令人费解。由于《民事诉讼法》意旨不明，“利害关系人”与当事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不得而知。学理上，有学者将利害关系人解释为“与某一事项、某一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人”，并认为，“从广义上来说，它应该包括当事人，因为终究当事人是与某一事项或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人”。[4]。这种解释只能说明利害关系人包括当事人，但哪些利害关系人是当事人，仍无适当判断标准。可见，由于立法上对“利害关系人”的概念缺乏明确界定，故在注释法学研究中要想正确厘清“利害关系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绝非易事。
　　（二）在非讼程序中，“利害关系人”的学理解释大异其趣
　　如前文所述，为了形成、确认一定的私法秩序，《民事诉讼法》将“利害关系人”概念也纳人非讼程序中。在非讼程序中，“利害关系人”凭借其与案件的某种利害关系而在当事人与案外人之间游离。如果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申请或申报某项权利，在未来的争讼中，他（们）就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当事人（申请人）。否则，他们也只能是案外人。显然，因其与讼争案件具有某种利害关系，利害关系人才具有成为当事人的可能性。但是，哪些人是非诉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学者的结论不一。即便是对同一条文中的“利害关系人”之注解，得出的结论常常大异其趣。如，在注释诉前财产保全条文时，有学者认为，“所谓利害关系人，即认为自己的民事权益正在受到他人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了争议，纠纷处理的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5]（P216）。有学者则认为，“有权申请财产保全的利害关系人，是指与他人发生了财产权益争议，即将提起诉讼的人”。[3]201。还有学者认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利害关系人是尚未起诉但准备起诉的人。[6]（P269）在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等特别程序中，学者们对“利害关系人”的概念也是各持己见。有学者认为：“这里所指的利害关系人，主要是下落不明公民的近亲属或对该公民负有监护责任的人，以及该公民的债权人和债务人。这些利害关系人应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7]（P80）也有学者认为，此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是指夫或妻，以及其他近亲属”。[8]（P397）。还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利害关系人“是指与下落不明的公民之间存在民事权利义务的人，主要包括被申请失踪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与被申请人之间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如被申请人的债权人、合伙人，等等”。并认为，“除上述利害关系人外，其他人不得提出宣告公民失踪的申请”。[5]（P394）。更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利害关系人是“指与被宣告失踪公民有人身关系或者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包括失踪公民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及关系密切的其他近亲属和所在的单位”。[3]（P312-313）如此等等。从上述各种观点来看，究竟哪些人可以被圈进非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之列而享有申请人的相关权利，在学理上仍存在“争议”。因学者们的意见不一，故难以给司法实践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
　　（三）在执行程序中，“利害关系人”与“案外人”之间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益关系日趋多元化，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案件涉及案外第三人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如何为案外人权益的保护提供行之有效的救济程序，已是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顺应时代的要求，在执行程序中赋予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异议权，并及时完善了案外人的异议权。如《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同时，该法第204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巧日内审查。”相较于修改前而言，《民事诉讼法》对案外人、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保护有较大进步。但是，在上述两个条文中，一条规定了“利害关系人”，另一条规定了“案外人”，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案外人”和“利害关系人”之概念又缺乏明晰的界定，让人弄不清楚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有学者对执行异议中的利害关系人和案外人异议制度中的案外人进行了分析。有学者在解释第202条中的异议主体时指出，“提出异议的主体是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在执行中，当事人或案外人有权对执行机关违法或不当实施执行行为提出异议，因为执行违法行为给他们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在分析第204条中的案外人时则认为，“所谓案外人是指本案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9]（P404）。也有学者认为，执行异议中的利害关系人，是其合法权益因执行法院违法执行行为而遭受损害的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外的人；而案外人异议是指在民事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以外的人因对执行标的主张全部或部分的权利而向执行法院提出的异议。[10]（P544-545）从上述学者们的解释来看，利害关系人与案外人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区别，在学理上难以精确把握（注：从文中学者的解释来看，常怡教授在界定执行异议主体时将“利害关系人”解释为“案外人”，然在界定“案外人”时没有将其与“利害关系人”区别开来。同样，汤维建教授的观点也没有将利害关系人与案外人加以区分。）。事实上，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前，不乏学者对原民事执行异议主体进行解释。有学者认为：“有权提出异议的，仅限于案外的利害关系人。所谓利害关系人，指执行程序以外的人。” [5]（P474）也有学者认为：“有权提出执行异议的主体，包括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所谓利害关系人，是指当事人以外，其法律上的权益因执行而受到侵害的人。” [11]（P495）还有学者认为：“这里所指的案外人，不是泛指除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一切人，而是专指除当事人以外其法律上的权益因执行行为受侵害的人，亦指与执行标的有利害关系的人。” [12]（P465）上述学者关于提出异议之案外人“仅限于案外的利害关系人”之论述已经使“案外人”与“利害关系人”纠缠在一起了。即便认可“案外人是执行案件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同样不能清楚地将案外人与并非必然成为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区分开来。
　　三、司法实践中因“利害关系人”概念不明而遭遇的操作障碍
　　民事诉讼立法和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自始至终不能离开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从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搜集立法和法学研究素材的同时，民事诉讼立法和民事诉讼法学也在指导着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一般而言，完善的民事诉讼立法和民事诉讼理论会指引、推动着民事诉讼司法工作的科学化、理性化，反之亦然。当前，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利害关系人”的概念缺乏明确界定，加之学者们对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亦难以达成共识，从而致使在实务工作中出现各种困惑。
　　（一）影响当事人资格的生成和诉权的行使
　　任何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均须以人的活动为前提。从法律关系三要素的相互关系来看，主体既是客体中物的占有者或行为的实施者，又是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鉴此，如何确定利害关系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对于诉讼活动的正确进行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在通常诉讼程序中，法院在某具体案件发生诉讼系属前，须就当事人情况进行调查以便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在诉争案件中，谁是当事人？二是此当事人是否具有当事人资格？三是此当事人是否是法律上正确当事人（注：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对民事诉讼当事人概念的界定已逐渐由实体意义上的当事人向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转变。然而，我国民事诉讼实务界仍遵循着从实体法出发的诉讼传统。因此，在诉讼系属前必须查明正当当事人，以免浪费司法资源。）？上述三个问题均与利害关系人密切相关。然而，因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多样性，究竟哪些人与讼争案件有利害关系，大多数法律对此缺乏明文规定和具体解释，从而直接影响利害关系人诉讼主体资格的生成，进而影响其合法权益的实现。正如一位前司法高层人士在谈论物权登记制度时说：“对于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有不动产交易意图且需要准确的不动产权属信息的潜在交易者是否认定为‘利害关系人’要认真分析。我们认为，‘利害关系人’并不必然具有法律利益，经济上的或亲属关系上的利益，有时甚至是一般公众上的利益，也是可以的。但也不能只要申请人陈述自己是利害关系人，就一概地认定。如有人意图购买某处房产，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处房产的权利人有出卖的意思表示，那么，就不能认定为利害关系人。” [13]（P99）简言之，该高层人士的意见是，可查阅物权登记资料的“利害关系人”并不一定与登记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益关系；但是如果他不能证明自己与此物权登记有某种利害关系，就不能成为利害关系人。显然，这种理解难掩“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尴尬，使有权查阅物权登记信息的主体变得不明了，进而直接影响物权登记异议主体地位的确定。由于“利害关系人”概念不明，一旦因查阅物权登记事项发生纠纷，司法人员在识别当事人的问题上将陷入困境，直接影响当事人资格的生成和诉权的行使，进而影响对其实体权利的保护。在非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中，由于利害关系人概念不明，故在司法实践中，在利害关系人和案外人权益保护问题上同样较为混乱。如前文所述，由于民事立法和相关学理对申请宣告失踪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申请人）缺乏明确规定和权威解释，因此，究竟哪些人具有利害关系并没有定论。由于利害关系人不明，进而影响申请人资格和诉讼地位的确定。无独有偶，在执行程序中，由于《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理论对利害关系人及案外人缺乏明确区分，所以如何正确确定异议人的诉讼资格，保护利害关系人和案外人的异议权，便成为执行程序中新的难题。
　　（二）影响民事审判权的作用范围
　　在现代社会，确认和保护公民的权利乃是法治国家的基本使命。随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保护公民权利的方式日益多样化。不过，尽管如此，司法救济仍然不失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民商事纠纷发生后，利害关系人能否进人法院并获得公正的司法救济，已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水准高低和法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为了使民事诉讼更加经济有效（避免矛盾判决），各国民事诉讼立法常用的作法是通过“利害关系”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之表述将审判权作用的范围加以扩大。这在我国也不例外。就《民事诉讼法》而言，无论是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还是非讼程序、执行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之表述，目的均在于将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纳入到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中合并审理，以达到诉讼经济和避免矛盾判决之目的。如《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是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第198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第202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这些条文虽然旨在为法院合并审理案件提供法律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条文中的“利害关系”才为司法机关确认“利害关系人”之身份（当事人抑或案外人）留下了足够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而为审判权作用范围的扩大开辟了道路（注：关于这一点，在行政诉讼中非常明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该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据此，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从相对人资格论”向“法律利害关系人论”转变，从而扩大了行政审判权的作用范围。）。然而，由于我国在立法上对“利害关系”、“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等并没有明确界定，故而使得我国民事诉讼中原本捉摸不定的“利害关系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司法不公的现象亦是俯首皆是。在通常诉讼程序中，一方面，利害关系人不知本诉讼的存在而法院又没有通知其参加诉讼的情况并不少见。由于利害关系人没有参与诉讼，无法成为案件当事人而享有当事人应当享有的程序权利，从而给利害关系人的司法救济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法院滥用“利害关系人”之名随意追加第三人的现象愈演愈烈，将本来与案件没有关系的人解释为利害关系人，强行将其拉人诉讼程序中，导致增加无辜第三人的讼累。在非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中，因利害关系人与案外人纠结不清，实践中，大量受到损害的利害关系人、案外人仍被排除在申请人、异议人之外，影响审判权作用范围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界定民事诉讼“利害关系人”的技术手段
　　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依照法律治理和管理国家。法律作为直接指引人们行为的规范，其内容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否则，守法者将不能从中知晓自己所作所为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后果，故而必将陷入“不知所措”的困境之中。显然，没有人愿意在其生命、自由或财产受到侵害之时，被要求去揣测法律的意思。毕竟，法律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而制定的，并非一种“逻辑学的艺术”。据此，作为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的每一个条文，乃至每个法律用语，都应当是精练、明确的。唯有如此，法律规范才能指引人们正确地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履行法定义务。由于“利害关系人”在《民事诉讼法》中极不明确，它泛指除原告、被告以外参加诉讼的人要与诉讼有某种关系，但究竟是什么关系则没有明示。因利害关系人概念不明，导致审判实践中对当事人特别是第三人定位不准确，因此有学者早就主张应当停止使用“关系人”、“利害关系人”等用语。[14]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律生活中，因“利害关系人”概念不明，学者们难免对其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以致在司法实务中出现各种争执和困惑。但是，如欲在我国现有立法技术条件下废除这一用语，亦恐为时过早。毕竟，社会关系是复杂多样的，制定法和法律文件的语言精确化须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笔者认为，在现有立法技术条件下，《民事诉讼法》应尽可能使用含义相对明确的法律术语来代替内涵、外延不明的“利害关系人”用语，如果非用“利害关系人”不可，则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使之规范化。一般而言，明确、规范法律用语的方法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用下定义的方法在条文中予以明确，即该用语被立法确认；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对其加以解释。鉴于社会生产生活是流变不居、丰富多彩的，而法律制度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为法律不能朝令夕改，由此，以下定义的方法对多变的利害关系进行规范，难免产生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对脱节或矛盾。加之，不同民事诉讼程序在性质、功能上存在差异，不同民事程序中利害关系人的内涵或外延不一。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想对不同情景下的“利害关系人”进行准确定义无疑较为困难。相对而言，司法解释则比较灵活，弹性较大，能够适应变化多样的法律关系。而且最高法院在解释中往往有所特指，它能够形象地描述一种既存状况，从而使“利害关系人”的内涵被清晰地确定下来。鉴于不同诉讼程序在性质、功能上存在差异，故有必要对不同程序中的利害关系及利害关系人分别进行界定，以避免在处理与其相关的争议时出现无效率状态。
　　（一）结合一般民事案件的对抗性、私益性特点，合理界定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
　　在实践中，与纠纷没有实体利害关系的程序性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情形并不鲜见，法院对此应如何处理，即同时涉及对当事人诉权保障和防止滥诉的问题。在保障人权的口号下，撇开实体利害关系的“程序当事人说”曾在民事诉讼当事人理论中刮起一股劲风。该说认为，判断某人是否属于诉讼当事人只看实际诉讼的当事人是谁，而无需从实体法上考察他与诉讼标的有无利害关系。在这种学说看来：“诉讼当事人可以不是利害关系人或合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合格当事人可能要败诉，甚至可能从庭审记录中被取消资格。但在此以前，他是诉讼中的当事人，并且具有程序法上的地位所生的法律效力。”[15]（P2）诚然，从诉权乃宪法性权利的高度来看，程序性当事人可以不以实体利害关系与诉讼的关联性为成立要件，但诉讼无论是形成某种法律关系，还是发现某种法律关系，都需要以既有的法律规定和由此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才能实现其维护当事人私权和维护司法秩序的目的。当事人如果与实体法律关系无任何牵连，由这样的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合理性将遭到质疑。可以说，这样的诉讼对没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而言将毫无意义。因为，相较于非讼案件而言，一般民事案件的显著特点是：争诉性、对抗性、私益性。正确理解把握“利害关系”无疑是诉权保障和防止滥诉之间一个易于操作的平衡点和标准（注：如所周知，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具有从法规出发的文化传统。在案件的处理中，我们习惯于将某种社会关系剪切成一定的法律关系，然后对应一定的法律条文加以处理。如何界定民事诉讼利害关系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并阐释其在私法上的“利害关系”。鉴于民事纠纷的多样性和实体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在不同实体法律体系中，“利害关系”将具有不尽相同的内涵。笔者认为，合理界定民事诉讼中的利害关系应同时考虑三个因素：一是从诉讼主体角度进行定位；二是从规定利害关系的法律的性质角度进行定位；三是从利害关系的内容（权利义务）角度进行定位。依上述标准，可以从民事诉讼主体（包括原、被告、第三人）所主张的或法院最终裁判所确认的结果来识别利害关系。若民事诉讼主体主张或法院最终判决其对诉讼的处理结果享有一定的实体权利，那么其即享有与讼争案件的某种利益（这里的利害关系就是权利性关系）；若民事诉讼主体主张或法院最终裁判该主体对诉讼处理。）。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在通常诉讼程序中，适当考查与讼争案件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对于判断当事人是否适格（是否具有当事人资格、是否是法律上的正确当事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界定当事人时，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进行，即只有对诉讼标的或法律关系有处分权或管理实施权的利害关系人，才能成为合格的诉讼当事人。）。承认直接利害关系人和间接利害关系人之二分法（注：基于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多种法律关系可以处于同一诉讼法律关系中，但不同的利害关系人享有的民事权益及其在诉讼中的地位有所不同。就参与诉讼的主体而言，其与讼争案件要么有直接利害关系，要么有间接利害关系。通常，某法律关系的主体是该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承担者，是该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而与该案所涉法律关系有事实上或法律上的牵连之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是该案的间接利害关系人。），笔者赞同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原告、被告均限于与讼争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之学说。理由是：其一，由于一般民事案件具有私益性和对抗性，因此，只有与讼争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人）作为原告或被告，才能体现民事诉讼保护私权的本质特点，才能实现私人通过诉讼实现私权保护之目的。其二，由于一般民事案件具有对抗性和私益性，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成为通常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从个人定位角度出发，只有讼争案件所涉法律关系的权利人或义务人才能为处分行为，才能推动诉讼顺利进行。因此，与讼争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能成为原告或被告。与此相对，与讼争案件具有间接利害关系的人不能独立作为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原告或被告，只能作为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注：通常，我国民事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前者虽称为第三人，但与原告具有同等诉讼地位。因此，文中此处的第三人仅指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值得一提的是，大陆法系国家为了明确诉讼参加人之资格，理论上也常常探讨参加人与讼争案件之间的利害关系。但是在他们的民事诉讼立法中，“利害关系人”这一用语则较为鲜见。如，法国民事诉讼法上的第三人就没有与“利害关系人”挂钩，而是用“处于诉讼关系之外的人”来指称。在法国民事诉讼理论中，该第三人有可能被牵连进诉讼，或者是基于法国民法上关于公民为司法提供协助这一义务，而在诉讼中以证人或被告（被要求提交某项有可能对诉讼结果产生影响的材料或文件）的身份出现，或者正式参加到诉讼当中而成为“正在进行中的诉讼”的当事人。[16] （P505 -507）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理论上要求辅助参加人（从参加人）须对诉讼的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是在立法上通常称为“第三人”。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判决”要旨指出：“所谓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之第三人，系指本诉讼之裁判效力及于第三人，该第三人私法之地位，因当事人之一造败诉，而将致受不利益，或本诉讼裁判之效力虽不及于第三人，该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当事人之一造败诉，于法律上或事实上依该裁判之内容或执行结果，将致受不利益者而言。”[17]（P799）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规则中，虽然也有“利害关系人”之规定（注：参见《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7条规定：“每一案件都应当以真正利害关系人的名义进行诉讼。”），但是，有着从事实出发之诉讼传统的英美国家，其民事诉讼立法中的“利害关系”仅指实体法规定的诉诸法院保护一定主观权利的可能性，而不具有识别诉讼当事人的功能。我国《民事诉讼法》以“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来界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也将该利害关系人称为第三人，但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作出界定（注：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规定》（1994年12月22日）就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作出了排除性规定，但仍不能据此对“法律利上的利害关系”进行正确把握。）。学者们在研究中亦对该“利害关系”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利害关系”有三种类型：权利性关系、义务性关系和权利义务性关系；[18]（P176）还有学者认为，利害关系虽然包括权利、义务性关系，但主要侧重于义务性关系。[19]（P55）更有学者认为，利害关系是指牵连关系，这种牵连关系体现在，两个法律关系的主体有牵连；法律事实或标的物的牵连。[20]（P176-178）因学者们描述的利害关系不同，直接影响到其对利害关系人的界定。为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应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作出界定。从原、被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之逻辑出发，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案件之间充其量是一种间接利害关系。鉴此，笔者认为，前文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判决”要旨关于第三人之“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解释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二）彰显非讼案件的公益性，合理界定非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
　　稍作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利害关系人”在非讼程序中出现最为频繁。客观地讲，在非讼程序中，除了用“利害关系人”来框定申请人外，似乎没有更好的术语能够胜任。如前文所述，非讼程序处理的是民事行政事件和民事司法事件，其目的在于确认或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维护私法秩序。界定非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关键是合理界定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以便更好地实现非讼程序之功能。与通常诉讼程序相比，非讼程序具有以下显著特点：其一，因大多数非讼案件不具有争讼性和对抗性，非讼程序不采用双方当事人对抗之构造（两造原则），而是采用单面构造（但家事非讼案件中的某些类似于争讼性的诉讼案件，仍采用两造对立之诉讼构造且经过必要的辩论程序）。其二，法院可依自由裁量权灵活地审理非讼案件，而在通常诉讼程序中，法院则要严格遵守法律之规定。其三，非讼案件的裁判标准除法律规定外，还可考虑适用衡平原则及社会正义等因素，等等。[21]（P23）由此可见，非讼程序的意义在于：法院的司法权之所以介入私人生活关系，其目的在于使国民的法律生活更加便利。[21]据此，在规范非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时，我们除应考虑申请人的私益外，还要考虑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从维护私法秩序、方便人们的生活出发，对非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应当进行宽泛解释。据上文关于直接利害关系人和间接利害关系人之二分法，笔者认为，非讼程序之利害关系人除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外，还应当包括间接利害关系人。如，随着公司法的发展完善，公司企业利益最大化已成为公司经营的基本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应优先考虑股东的利益。但是，公司经营者、员工、用户、供应商、债权人等在公司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和企业的经营与营利、生存与发展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忽视任何一种利害关系的存在，都可能对企业产生严重的后果。由此出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着眼点便不能仅仅停留在股东等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身上，还应关注其他间接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一旦该公司董事长失踪，有权申请宣告其失踪或死亡的利害关系人，除了股东（直接利害关系人）之外，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与企业员工、债权人等间接利害关系人。毕竟，规则之设定并非为创设义务，而在于保护权利。因非讼案件不具有明显的争讼性和对抗性，而是具有较浓的公益性，对非讼程序下的“利害关系人”应作宽松解释，以便更多的人享有申请人资格，进而便于确认、形成某种私法秩序。尽管如此，对非讼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进行界定时，应秉承立法者的意旨，正确理解相关实体法的立法意图，以免望文生义而陷入困境。正如上述前司法高层人士在谈论物权登记制度时所说：“各地在审判实践中，要高度关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要严格按照《物权法》规定，准确理解其精神实质，特别是要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精神，正确认定‘利害关系人’。”[13]显然，国家设置物权登记查阅制度及物权登记异议制度，其目的不仅在于维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而且在于创设、维护私法秩序。由此可见，正确理解、把握“利害关系人”，不仅是保障当事人诉权和防止滥诉问题之间的平衡点，也是保护当事人私益和维护公益之间的平衡点。
　　（三）兼顾第三人利益，合理界定执行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
　　一般而言，审判程序的功能在于确认、宣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追求的目标乃是程序的正义和结果的公正；而民事执行程序的功能则在于确保已被法院生效裁判加以确认的权利得以依法实现，其要义是及时保护权利者的权利或者为受到损害的权利提供切实的救济，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秩序。[22]（P293）由此可见，民事执行程序虽以实现债权人的权利为核心，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事纠纷日益复杂化，执行程序涉及他人合法利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兼顾他人利益便成为必要。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执行程序没有忽略对债务人、利害关系人及案外人权利受损的切实救济。《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同时规定了对利害关系人和案外人的救济措施。但由于利害关系人与案外人二者之间关系不明，以致在执行救济程序中出现新的难题。为避免因利害关系人内涵和外延不明而造成司法工作中的困惑，在执行程序中，我们不妨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成熟的第三人异议制度（注：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71条；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8条；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5条。），以“第三人’，统称我国执行救济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和“案外人”。在执行程序中，不再使用利害关系人和案外人之概念，一则可以避免“利害关系人”与“案外人”之间不必要的“纠缠”（注：如，在执行依据确认的是不特定物或者确认的虽是特定物但该特定物灭失的情况下，执行机构需要自行确认执行标的物，如果误将他人的财物确认为债务人的财物并加以强制执行，此时从形式上判断该他人既符合第202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的条件，也符合第204条规定的“案外人”条件。），消弥利害关系人和案外人之混乱局面；二则可避免因利害关系“不清”而对执行救济产生困扰。在执行程序中，除了当事人（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有异议权外，案外第三人也可以提起异议之诉。提出异议之诉的第三人是执行当事人以外且有主张排除强制执行权利的人，即执行效力所不及的人，具体包括：（1）执行标的（物）所有权人。（2）与执行当事人一方就执行标的物有共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人。[23]（P202）（3）直接或间接占有执行标的物的人。（4）债务人仅就特定范围内财产负责，若对此范围外之财产执行，债务人亦得基于第三人地位提起异议之诉。例如在限定继承时，若对债务人所有的其他财产执行，债务人即得提起异议之诉，此异议之诉在性质上属于第三人异议之诉。[24]（P266） （5）第三人的债权人可代位提起异议之诉。[25]可见，在执行程序中使用“第三人”来统合利害关系人和案外人，不仅可以扩大执行救济的范围，而且可以加强执行救济的力度。只有对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加以合理考虑，才能真正实现确定判决中载明的权利，恢复、维护一定的私法秩序，实现民事诉讼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
　　综上所述，对不同程序中“利害关系人”的概念进行界定，在学理上能够消解相应程序中利害关系人与当事人、案外人等概念之间的混乱关系。“利害关系人”概念之明确化，可使法院在确认利害关系人诉讼地位时有据可循。正如耶林所说：“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都准备着去主张权利。法不仅仅是思想，而是活的力量。因此，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手握有为主张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天平与宝剑相互依存，正义女神挥宝剑的力量与操作天平的技巧得以均衡之处，恰恰是健全法律的状态。”[26]（P13）在民事诉讼中，唯有对利害关系人概念进行合理界定，才能保障利害关系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实现，才能使宝剑的力量与操作天平的技巧得以均衡，即实现正义与至善的法。



注释:
[1]赵钢．回顾、反思与展望—对二十世纪下半叶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状况之检讨[J]．法学评论，1998,（1）:11-30.
[2]唐德华．民事诉讼立法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3]张晋红．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4]马宏俊，芮秋华．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J]．法学家，2006,（2）:23-26.
[5]杨荣新．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6]何文燕，廖永安．民事诉讼法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7]佟柔．中国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8]柴发邦，江伟．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9]常怡．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10]汤维建．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1]江伟，肖建国．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常怡，吴明童，田平安．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3]黄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
[l4]田平安．浅议民诉中第三人的诉讼地位[J]．法学季刊，1983,（2）.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德政发〔2008〕133号


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德宏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直各单位：

《德宏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08年5月20日召开的德宏州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三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德宏州人民政府

二○○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德宏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德宏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的第十三届德宏州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州人民政府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在中共德宏州委的领导下，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努力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

第三条　州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条　州人民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推进电子政务，简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效能，切实贯彻州人民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　组成人员的职责

第五条　州人民政府由州长、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各局局长、委员会主任和外事办公室主任组成。

第六条　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州长领导并主持州人民政府的全面工作。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协助州长工作。

第七条　州长或州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召集和主持州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州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州人民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州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八条　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按工作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州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可代表州人民政府进行外事活动，处理与其他州、市之间的事务。

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既要按工作分工独立处理分管工作，又要加强协作配合，提高工作效率。

第九条　州长出州、出省、出国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主持州人民政府工作。

第十条　州人民政府各局局长、委员会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

各局、委员会、外事办公室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州人民政府的决定，在本部门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行使职权。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第十一条　州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十二条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增长，积极增加就业，保持物价相对稳定，实现全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第十三条　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十四条　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管理机制，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依法建立健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第十五条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推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简化程序，降低成本，讲求质量，提高效益。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第十六条　州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健全重大决策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第十七条　州人民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应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群众团体、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吸纳诤言。

第十八条　各部门提请州人民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县市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第十九条　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州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十条　州人民政府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按照法定权限，适时提出制定、清理、修改或废止规范性文件。

第二十一条　提请州人民政府讨论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由州政府法制局审查或组织起草。

第二十二条　制定政府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和国务院、省政府的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以及国家的方针政策，维护法制的统一；必须紧密结合德宏的实际，加强调研和论证，增强可操作性；必须从全局出发，提高其权威性。

第二十三条　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科学配置执法机关的职责和权限，积极推进综合执法工作，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许可权。严格实行执法责任制，依法界定执法职责、认真组织执法评议考核、落实执法责任追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二十四条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按照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通过政府公告、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公开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第六章　健全监督制度

第二十五条　州人民政府要自觉接受州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接受州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六条　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司法监督和专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州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七条　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云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和《云南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等规定，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法制督察制度，坚持和完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下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八条　州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州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

第二十九条　州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重视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的监督，对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州人民政府报告。

第七章　会议制度

第三十条　州人民政府实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州长办公会议和专题会议制度。

第三十一条　州人民政府全体会议由州长、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局长、委员会主任、外事办主任组成，由州长或州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州委的重大决策；

（二）决定和部署州人民政府的重要工作；

（三）讨论提请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

（四）讨论其他需要州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决定的事项。

州人民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次。根据会议内容，可安排州政府副秘书长，各县、市人民政府县、市长，州政府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州政府研究室和有关单位的主要领导列席；可邀请州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协的领导和州法院、州检察院、德宏军分区，群众团体负责人参会。

第三十二条　州政府常务会议由州长、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组成，由州长或州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讨论通过提请州人民代表大会和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

（二）审议通过州人民政府重要规范性文件；

（三）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要经济社会政策、财政预算、重大项目投资建设等重大决策；

（四）讨论确定向省政府或者州委的重要请示、报告，或者向州人大常委会报告、向州政协通报的重要事项；

（五）讨论决定州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县市人民政府请示州人民政府的重要事项；

（六）讨论需要由州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州人民政府常务会一般每月召开一至二次，根据需要邀请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协各一位领导和德宏军分区司令员列席会议，安排州政府副秘书长，有关县市、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三十三条　州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由州长、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或受州人民政府领导委托的副秘书长主持召开，研究、协调和处理州人民政府工作中的专项工作。

第三十四条　州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的议题由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按照工作分工协调审核后报州长确定，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州政府办公室负责。

第三十五条　规范并减少以州人民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州性会议，充分发挥州人民政府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以州人民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州性会议，一般在年初报经州长审批，按照计划严格执行。

第三十六条　州人民政府各部门在1年内原则上只能召开1次全州系统工作会议。拟在下一年度召开的部门全州系统工作会议，有关部门要于本年度12月中旬以前将会议内容（含会议名称、时间、地点、会期、人数、所需经费及其来源等）报送州政府办公室；需要临时召开的全州性会议，应当提前报送州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审批。

州人民政府领导决定召开的全州性会议，按州人民政府领导的指示办理。

第三十七条　凡属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或州人民政府各部门职责权限范围内决定、审批的事项，原则上不提交州人民政府会议讨论；除特殊情况外，会前未经协调的事项，不得提交州人民政府会议讨论。

第三十八条　州人民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州性会议，不得要求以州人民政府或州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召开，不邀请县市人民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请州人民政府批准。全州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视频会议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八章　公文审批制度

第三十九条　州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县市人民政府报送州政府审批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云南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云政发〔2000〕178号）等有关规定，由州政府办公室按照州人民政府领导分工呈批。凡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应退回报文单位。

第四十条　州人民政府领导审批公文应当签署明确的意见、姓名和时间。未签署明确意见的，对于一般报告性公文，圈阅表示“已阅知”；对于有具体请示事项的公文，圈阅则表示“同意”。

第四十一条　州人民政府发布的公告、决定和命令，提请州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人事任免，由州长审签；向上级报送的上行文，州人民政府全体会议纪要、州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由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审核后报州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审签；州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由州长、副州长、州长助理或秘书长审签。其中涉及财税、重大经济政策、重大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等重要事项的，由州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审签。

第四十二条　报请州人民政府审批或需以州人民政府名义印发的公文，经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或相关副秘书长审核后，一般事项由分管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审签，涉及重大发展规划、财政支出、重点项目等重要事项的，由州长、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审签。报请州政府办公室审批或需以州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公文，经相关副秘书长审核后，由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审签；涉及州人民政府决定事项的，由州长或分管副州长审签。

第四十三条　州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县市人民政府的请示、报告，统一由州政府办公室报送州人民政府领导审批，不得直接报送州人民政府领导个人，并不得多头主送。除特殊紧急情况外，州人民政府不受理越级来文。

第四十四条　州人民政府各部门要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属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确有必要联合发文的，应明确主办部门和协办部门，讲求实效和时效。

第四十五条　州人民政府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相互支持，如部门间对拟报送州人民政府的请示事项有意见分歧，主办部门要主动与协办部门协商，协办部门要积极配合，不得把未经认真研究、协商的事项上交州人民政府；经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办部门应详细说明理由和依据，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报州人民政府，由分管副州长负责协调或作出决定。

第九章　督查落实制度　

第四十六条　全面加强和改进政务督查工作，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重要决策和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切实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四十七条　州人民政府督查落实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

（二）省委、省政府和州委作出的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和重大建设项目的落实情况；

（三）中央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领导的重要批示和指示的落实情况；

（四）州委、州人大常委会、州人民政府、州政协领导的重要批示和指示的落实情况；

（五）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和提案的办理情况；

（六）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情况。

第四十八条　坚持重点工作抓督查、重大项目抓责任落实，不断创新督查工作方法，强化政府工作的目标责任管理。建立年度重要工作督查制和重大建设项目责任制，年初安排部署，年中督促检查，年末评价考核，确保各项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第四十九条　州人民政府政务督查工作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立项通知。州政府办公室对需督查的重要事项应及时立项，经分管领导审核后通知承办单位。

（二）检查催办。州政府办公室要及时督促了解承办单位的贯彻落实情况。各承办单位要明确责任人，采取切实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并按照时限要求将落实情况及时报告州人民政府。贯彻州人民政府会议情况，一般应于会后1个月内报送。

（三）督查调研。对重要的督查事项，州政府办公室要组织有关单位，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准确掌握情况。

（四）汇总报告。承办单位上报的贯彻落实州人民政府重要决策的情况报告，由州政府办公室负责整理汇总，分送有关领导阅示。

第五十条　州人民政府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务督查工作，建立健全抓督查促落实的工作机制，严格执行责任制度、督办制度和考核制度，使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第十章　公务活动

第五十一条　除州委、州政府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州人民政府领导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各单位召开的会议，以及安排的接见、照相、颁奖、剪彩、庆典、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

第五十二条　州人民政府领导原则上不题词、题名。因特殊情况需要请州人民政府领导题词、题名，一般不公开发表。

第五十三条　州人民政府领导外出考察工作，要减少随行和陪同人员，轻车简从，简化接待，深入基层，遵守各项廉政建设规定。

第五十四条　州人民政府领导在国内出差不安排迎送。州人民政府领导出访，按照有关外事规定迎送。

第五十五条　州人民政府领导内事活动的宣传报道要从严控制。州人民政府组织或经州人民政府批准的有重大影响的会议和活动，要按经审定的方案进行新闻报道。

第五十六条　州长、副州长出访，由州政府外事办公室报分管外事的副州长并报州长和州委书记审核后，按照有关规定报省政府或者省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州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县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出访，由州政府外事办公室审核、分管副州长同意，正职报分管外事的副州长审核后报州长批准，副职报分管外事的副州长批准。

要从严控制一般性公费出国考察，州人民政府及各县市、各部门领导出国考察，一般1年内不超过1次，因工作性质需要的，按实际需要安排。

第五十七条　州长、副州长会见来访的外国重要官方人士和重要非官方人士，由接待单位报经州政府外事办公室审核后，报州人民政府分管领导批准；会见外国的非官方人士，由接待单位报经州政府外事办公室审核后，报拟请会见的州人民政府领导决定。会见港、澳、台人员以及重要华侨知名人士，由接待单位提出报告，经州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审核后报州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十八条　州人民政府领导接待来德宏客人，除参加州委、州政府统一组织的活动外，需要宴请的，原则上按对等、对口原则安排有关领导代表州人民政府宴请一次。

第十一章　作风纪律　

第五十九条　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发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改进学风、会风和文风，切实精简会议，规范公文运转，倡导开短会、讲短话、发短文。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虚报浮夸、急功近利，努力营造心齐劲足、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第六十条　州人民政府领导同志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知识，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

第六十一条　州人民政府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民政府部门及州市负责人问责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行政机关推行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的决定》和《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州人民政府部门及县市负责人问责办法》，切实提高行政效能，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认真履行职责，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第六十二条　副州长、州长助理、秘书长离州出差（出访）或休养、休假，本人应当在事前报告州长同意。出差（出访）结束后，应向州长报告有关情况，必要时通报州人民政府其他领导。

第六十三条　州人民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离州外出，必须事前向州人民政府分管领导报告，经批准后将外出时间、地点和联系方式以书面形式告知州政府办公室总值班室。

第六十四条　州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州人民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州人民政府集体研究工作时提出，在州人民政府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州人民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州人民政府发表讲话和文章，以及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州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和文章，事先须经州人民政府同意。

第六十五条　州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和省委有关廉政建设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和工作便利条件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私利。

第十二章　附　　则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