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马世利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的提出

　　在生产和消费是有一个主体来完成，生产者同时消费自己的产品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独立的消费者权益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是如此，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庄园经济的条件下也是如此。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生产和消费不再合为一体，人们从事生产是为了交换，他们进行消费也必须通过交换关系。这样消费者权益就与生产者权益相分离，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权益。在历史上这个现象是伴随着种植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工，氏族血缘制度瓦解和土地私有化而产生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管在何种经济形势下，要使商品经济得以存在和正常运行，国家都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对它进行管理这不仅仅是为了消费者的权益，而首先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秩序，即按照形式上平等的原则，保护所有参加商品关系的人——生产者、经营者、单纯的所有者，也包括消费者的权益。只是在这种一般管理难以对消费者应有的权益进行有效保护的情况下，社会才出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理论和实践。在18世纪以前，西方国家的民法对消费关系的调整，坚持一个原则，即商人和消费者之间，要使用民法的有关合同一般规则，采用了一种叫做买者当心的原则。民法认为，我不管你是消费者还是非消费者，你和商人之间发生了买卖关系，我对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护措施，你自己要当心。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适用“买者当心”原则。19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这样一个原则越来越感觉到不合适。在现代社会里，随着大公司、大企业的蓬勃兴起，消费者和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在交易的时候，表面上他们是形式上的平等，实际消费者是处于弱者的地位，他们缺乏和对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常常采用格式条款，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特别由于技术的发展，对于许多产品的瑕疵，因为这些瑕疵造成了损害，最后也很难举证，很难寻求保护。加上消费者势单力薄，在受到损害以后，往往很难从那些大公司、大企业里获得赔偿。正因为这些原因，从19世纪以来，对消费者特别保护需要的压力越来越大。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爆发了消费者权利运动。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强烈要求立法对消费者给予特别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逐渐从民法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律。按照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进行考察，社会化商品生产条件下的经济垄断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之间的交换大体能够在形式上平等的“讨价还价”基础上进行的境况下，“买者当心”原则的存在是合理的。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情形就达不相同了：个体的资本家或业主在生产、经营中的主导地位已让位于资本主义企业，少数垄断组织控制、支配了整个国民经济，劳动者乃至中小业主在与大公司的交易中，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这就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消费运动的出现和高涨。经过一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广大消费者的坚决斗争，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有关保护消费者的立法和司法保护得到了迅速发展。

1、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必要性我国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不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中国解放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解放后又长期实行“左”的一套，以至经济和行政管理中的官僚主义流毒很深，法制建设则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适合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和劳务至今在我国还比较缺乏，那种漠视消费者权益的“官工官商”习气却远没有被消灭。这些情况，迫切要求国家在摆正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自觉地重视消费者权益及其保护，以促使经济和社会的健康运行。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迫切要求从行政指挥生产、流通的做法，转向科学化、制度化的国民经济管理。但由于国家在宏观管理和市场行政管理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有效的措施，就使商品经济所固有的弊端时时可能暴露。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变得更为现实、紧迫了。从消费者本身来看，消费者比起生产者和经营者，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就总体来说，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都不如生产经营者方面有专业知识和技能；二是由于“利益密度不均等”。由少数人组成的利益集团组织起来成本低，获得利益后每个人分得比较多，而消费者作为最广大的社会群体，组织很难，维护自身权益的成本太高，而能够争取到的利益很少。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消费者在权益受侵害时往往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的原因。在中国，消费者更是弱者。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上未曾有过充分的发展，民主与法制不健全，导致在民族意识中，历来不存在商品经济社会特有的那种“权力”观念。人们不知道自己作为消费者和劳务交易的一方，究竟应当享有哪些权益。因此，他们在购物或接受服务时受到经济损失或肉体、精神上的损害，大多只是自认“倒霉”，而不是竭力追究生产、经营者的责任，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且由于缺乏法定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专门办法和程序，单个消费者的权益遭受损害时，他们在与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企业打交道时，地位也是十分软弱的。加强小分者权益保护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现实任务。

2、 WTO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意义 WTO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世贸组织的基本宗旨之一。世贸组织的基本宗旨之一是，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增进消费者利益也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宗旨。第二，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为了保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地增长，需要在刺激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下工夫。在投资方面，一是启动国家投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二是鼓励民间投资。在拉动消费内需方面，关键是让消费者能够放心大胆地去消费。如果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没有一个诚信、健康、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秩序，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必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第三，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实现依法治国目标的重要内容。依法治国，建立社会法治国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致的。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市场经济法治的发育程度，有三个指标：一是看劳动者权利的保护程度如何；二是看投资者权利的保护程度如何；三是看消费者权利的保护程度如何。如果消费者权利保护不好，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经济的法制状况肯定是不良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会受到严重制约。

二、WTO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影响

我国加入WTO我以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我国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说：市场经济是消费需要拉动型经济。[1]“入世”既是以全球为范围的开放经济。[2]这对消费、消费需要和消费者权益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加入WTO更广泛深入地将消费活动和消费关系纳入消费的世界性范畴，使消费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开放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世界性是起点，消费的世界性既是终点又是起点。[3]在WTO这个平台上，竞争法实际上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 我国加入WTO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无论是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与原来有了天壤之别。加入WTO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影响极有消极的又有积极的，主要表现在：

1、 消费者得到了更大的实惠加入WTO刺激了国内经济增长、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如汽车的价格降到接近于国际水平，电信垄断逐渐被打破，一些耐用和日常消费品不再昂贵。消费者还享受到了银行、保险、酒店的更好的服务态度、服务效率和更多、更廉价的服务种类。国内市场准入程度增强，国外优质产品进入市场客观上是消费者在商品质量价格等方面得到更多的好处，同时也使市场竞争加剧，在竞争压力下垄断行业开始向消费者让步。WTO还带来了全新的消费观念，提高了消费法律意识。

2、 消费者亦遇到更多的事关自身权益法律保护的问题和挑战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法制和秩序经济。正是由于加入WTO所带来的消费的世界性，从而给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曾被媒体广泛关注的2001年三菱汽车质量瑕疵事件，那些已遭受损害和正在使用存在安全隐患汽车的中国消费者们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目前，在国内市场还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比如日益猖獗的假冒伪劣屡打屡禁不止，以至发展到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和网络化的趋势。从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整体来考察，他们还远未达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诸如“十项义务”的要求。

三、面对WTO，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建议

加入WTO，经济全球化，消费的开放和消费的保护是相互结合、相互统一的，[5] 我国有关部门对“消费者”主体范围定得过窄，《消法》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偏弱；我们应向WTO规则靠拢，使更多消费者得到保护，且保护力度应向国际标准看齐。

1、 加强法律意识我们应以加入“WTO”为契机，加强消费者法律意识的国际化教育，提高其主体素质和自我防范保护能力。要加强消费者对WTO的认识，普及消费知识，提高消费者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更广阔层面的法律意识，并在此调制下培养一种有人游刃有余、文明儒雅的消费心态。我们应当进一步转变观念，强化消费者权益的意识，以及对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意识。在这点上，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宣传，包括对消费者享有各项权益的普及。现在有人讲，不要把我们的消费者搞得斤斤计较，动不动就打官司，动不动就告状，对我们的社会没有什么好处。这个看法我是不赞成的，权利意识增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实际上是对我们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都是非常必要的。

2、 完善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一般法律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一方面是各法律、法规之间相互重叠的内容较多，另一方面《消法》又不能涵盖所有的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情况，还依赖于其他单项和相关法律，这不合规范与严谨。面对WTO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新科技和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和发展，我们应尽快建立和完善与WTO要求相适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我国有必要制订一部符合“基本法律式”要求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这样，一方面它有利于面对新形势不断地制定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有关新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它还有一个长期、全局和全面的效应。应特别注意建立方便可行的消费投诉、改革现有的消费者权益受损的司法救济方式建立小额诉讼法庭、实行消费者权益损害赔偿案件由被告预交诉讼费用赔偿消费者直接涉讼费用制度和集团诉讼制度、在消费诉讼的执行程序中采取免除担保的先予执行制度和强制保险暂付制度。

3、加大保护力度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对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处罚力度较小。在英美国家赔偿项目范围广，包括人身伤害赔偿、财产损失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等。美国有一项法律，对不法奸商可处以最高达1000万美元的罚款，并可判处10年徒刑。国会有关人士解释，这个力度是按“毁灭这类奸商卷土重来的能力”的标准制定的，法理上称作“消除危险性原则”。我国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施行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明确规定精神抚慰金包括死亡赔偿金、残废赔偿金及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从而第一次将《消法》第四十一、四十二条中关于残疾和死亡赔偿金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列入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中，这是一大进步。消费者精神损害赔偿，从法理上看，这种赔偿具有惩罚和补偿的双重功能，因而有必要加强对经营者的惩罚作用和对消费者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抚慰作用。但依该“解释”第八条，是否给与精神损害赔偿以“造成严重后果”为限。也就是在超市中剁手指能赔了，但遭搜身就会“不予支持”，这在赔偿范围上过于保守。另外，我国在算定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上，有必要实行赔偿额限制原则为主、以区分不同损害原则和法官酌定原则为辅的基本方法.[6]目前，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效力的开放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7]

4、扩大主体范围消费者既包括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的人，也包括有偿接受服务的人，我们切勿忽视服务领域的消费者或缩小其范围，特别是在当今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空前壮大，第三产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居首要地位的背景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将服务贸易列为“第三产业”，共分二十四个门类，而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和信息系统局提供的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共有十一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在我国，很多项目还没有被列为服务之中，这导致目前实践中出现的旅游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中的纠纷处理起来比较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所谓消费者就是为生活消费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居民。此处的居民是指自然人或个体社会成员，以区别于政府或其他组织体。应该说这一定义是科学的，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例如，日本学者竹内昭夫认为，所谓消费者就是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利用他人供给的物资和劳务的人，是供给者的对称。[8]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认为，消费者是以个人消费为目的而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9]泰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规定：“所谓消费者，是指买主和从生产经营者那里接受服务的人，包括为了购进商品和享受服务而接受生产经营者的提议和说明的人。”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消法》对消费者的保护标准订的太低，另一方面，又存在随意缩小其保护范围的现象，这些做法在我们加入WTO后尤其显得不合时宜。加入WTO后，不仅消费者权益内容日益丰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体也进一步扩大，如电信、互联网、金融、保险、法律、医疗、交通、娱乐、旅游、购房装饰等领域的消费群体会逐步壮大。《消法》是保护弱者的法律，它的很多原则如严格责任、举证责任倒置等都是从这点出发的。考虑到这一立法背景，我们对“消费者”概念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那样会导致很多真正的消费者被排除在“消法”的保护范围之外，使其弱上加弱。我们必须从中国消费者的实践出发，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以确认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价值取向，义无反顾地进行立法改革，构建门类齐全、结构协调、功能合理、层次分明、动态开放、与市场经济规律契合、与国际惯例相接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同时对现有法律中确认和纵容垄断性企业不当利益的恶法条款，应进行一次彻底地清理。


参考文献：
[1]尹世杰.我国当前夸大消费需求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J].宁夏党校学报，1999，（5）：11-15.
[2]马伯钧.开放经济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3-24.
[3]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63.
[4]王晓珉.中外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比较研究[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1）：28.
[5]马伯钧.开放经济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44.
[6]邓瑞平.人身伤亡精神损害赔偿研究[J].现代法学，1999，（3）：122-126.
[7]李湘宁，车丽华.道路交通事故法规对策[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103.
[8][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461。
[9] 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ISO／COPOLCO)1978年5月在其第一届年会上对消费者所作的解释。

　　　　　　　　　　　　转型期下民事案件特点及启示
　　　　　　　　　　　　　　　　——以分宜法院民事案件统计数据为视角

　　一、基本情况

　　（一）受案数逆势下行，连年下降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普遍面临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疲于应付的窘境。总体上，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亦面临同一形势。但分宜县人民法院的2个派出法庭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2009年到2012年四年，该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3331件，平均每年递增13.04%，而同期人民法庭受理民商事案件1372件，除2010年比2009年有小幅增长外，2011年与2012年均比前一年有所下降，其中2011年比2010年少18件，减少比例4.99%，2012年比2011年少27件，减少比例7.87%，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二）离婚、民间借贷、买卖、电信服务、劳务合同、交通事故类案件增多

　　（1）婚姻家庭案件占法庭案件的比例接近50%，其中离婚案件占婚姻家庭案件的九成以上。以2009年-2012年为例，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四年的婚姻家庭案件分别为166件、159件、156件、160件，占当年案件的比例分别为47.16%、44.04%、45.48%、50.63%。而2009年的离婚案件有157件，占当年婚姻家庭类案件的94.58%，占全年案件数的44.6%；2010年的离婚案件有147件，占当年婚姻家庭类案件的92.45%，占全年案件数的40.72%；2011离婚年有144件，占当年婚姻家庭类案件的92.31%，占全年案件数的41.98%；2012年的离婚案件有152件，占当年婚姻家庭类案件的95%，占全年案件数的48.10%。有意思的是，离婚案件在两个法庭中的热度又有不同。中心法庭的离婚案件占全年案件数的平均比例为35.77%，而杨桥法庭的离婚案件占全年案件数的平均比例为51.08%，其中2012年高达58.44%，比例相当惊人。

　　（2）借贷、买卖、电信服务、劳务合同、合伙协议案件为合同类案件的主体。2009年至2012年四年中，两个法庭受理的各种合同案件分别116件、119件、95件与84件，而其中的民间借贷、买卖、电信服务、劳务、合伙协议类案件却达高90件、91件、68件与73件，占合同案件的比例达77.59%、76.47%、71.58%与86.9%。

　　（3）权属类案件占年度案件数的比例相对较小，但其中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与交通事故案件却呈多发态势，且处理难度较大。2009年至2012年四年中，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案件与交通事故类案件占权属类案件的比例高达89.21%、93.02%、83.87%与79.45%。有必要说明的是，生命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纠纷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是煤矿工伤确认性质案件，该类案件不需占用多少审判资源，一般是当天结案，当场给付，因而没有多少分析意义意义。除此这外的其他人身侵权案件（包括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往往争议与处理难度大，处理周期也相对较长。特别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案件，与承揽法律关系相似度高，定性难度大，受害方的诉求与期待往往很高，判决后易无理纠缠、闹访。

　　另外，作为专门处理农村、农民案件的法庭，尽管每年的涉农案件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补偿款分配等案件不是很多，但涉因牵涉村民自治与多方利益，处理难度也很大，往往要多方协调，判决后的执行也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二、成因

　　（一）几年来，法庭受案数下行与各地法院案件激增呈相反趋势并非偶然现象，与分宜法院重司法创新及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有关。案多人少是各地法院普遍面临的问题，被动等待肯定无所作为。解决矛盾的关键便是司法创新。 近年来，分宜县法院按照司法创新要求，积极寻求解决矛盾的路径，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亦为足以推广的发展之路。1.认识司法解决矛盾的有限性，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全县各乡镇设立法庭调解室，在各村设立司法协理网络，把“法律”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极大方便了当地群众就地解决纷争，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与萌芽状态。2.法庭法官扎根基层，定期到巡回点审理案件、宣传法律、接受群众咨询，指导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既普及了人民群众法律知识，也增进了调解员的调解能力，同时减轻了自身的压力。3.加强与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的横向联系，巧用“三调联动”机制。由于法庭地处乡镇，与当地政府联系紧密，在“两所一办”（司法所、派出所与综治办）履行化解矛盾纠纷职能过程中遇到法律难题时，法庭法官及时给予法律支持，为当地解决矛盾出力，获得了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认可。同时，法庭亦对于一些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在立案之前进行分流，指导当事人到法庭调解室调解或委托司法所、综治办、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有效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减少了法庭的办案压力。

　　（二）离婚案件居高不下并呈上升趋势，反映了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受改革开放政策、社会环境影响与公民权利觉醒冲击而日渐式微，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的意识与热情高涨。这种热情有权利解放、追求自由的积极因素，有利用司法教育对方，挽救婚姻的策略选择，还有严厉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现实考量与无奈。受儒家纲常传统与厌讼思想影响，传统中国妇女素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顺从意识与逆来顺受的隐忍品格，在女方因个人品格或其他原因被夫家休掉情况下，女方家庭会感到莫大羞辱。且休妻是男权社会男人的专利，鲜有女方休男的。受此影响，现在仍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觉得女方提出离婚是“丢面”的事。因而传统中国社会的婚姻家庭较为稳定，离婚很少。改革开放带来的频繁人口流动，便捷信息传播，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局限于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加上国家法制建设的完善、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普法教育的深入，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以致走到了“诉讼爆炸”时代，人民法院疲于应付。离婚案件增多也是应有之义。除大环境之外，当地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推高了法庭的离婚率。不少感情产生裂痕、处于分居状态且长年在外务工的妇女因不愿或不能按时回家参加环孕检致使家庭（男方）受到高额的计划生育罚款，趋利避害思想及本就名存实亡的婚姻，使男方无奈地拿起离婚的法律武器以求婚姻或者计生罚款的解脱。

　　（三）借贷、买卖、电信服务与劳务纠纷案件的高发跟当前整体经济形势及国际环境有一定关联，也跟商品经济对人性冲击所造成的诚信缺失有关。这些案件涉及商品（流动）、金融（融资）、服务、劳务等资本要素，受现代市场经济深远影响。在国际经济形势趋紧，融资渠道不畅与资金需求旺盛、投资途径狭窄、盈利动机旺盛的大背景下，在少契约精神、多投机主义、诚信缺乏的时代背景下，民间借贷甚至高利借贷增多，投资失败或资金链断裂风险增多，经济摩擦增多，不负责任逃债现象增多，最终导致上述案件增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侵权类案件与交通事故案件增多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参与各种形式的经济交往及社会活动频繁：雇佣与被雇佣、合伙承揽事务、人情义务帮工、相互嬉戏玩耍等等；另一方面，少契约精神、规则意识，按口头或习惯行事、少规章制度约束或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安全防患意识差，使得事故频发，诉讼案件增多。

　　三、对策

　　1.加强司法创新，继续探索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减少法院的办案压力。短期内，法院案多人少的现状不会有大的改变，而社会矛盾纠纷却呈多发态势。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法律或者诉讼解决矛盾的局限性，法律不是万能的，诉讼不是万能的，案了事不一定能了。为此，必须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探索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引入司法ADR与社会ADR。同时以多种方式向群众宣传诉讼外解决纠纷的好处、方法与途径。对于当事人经有关部门、调解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法院要及时予以确认，以增强其嗣后的强制履行力。

　　2.婚姻家庭案件中离婚率件居高不下，该类案件量多、关涉社会利益与社会稳定，法院在倡导离婚自由的同时要注意慎用裁判权。离婚本身的利弊不好衡量，但其对家庭稳定、子女身心的副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且解决不好，会引发社会问题。从这个层面上，离婚多并不是好事。事实上，离婚对于当事人及各自家庭而言不是小事。一个离婚案件，往往牵动两家人的神经。因此，在解决婚姻家庭案件分外要功夫，要多做调解，特别在把握双方感情破裂程度及当事人情绪上要多下功夫，慎重行使裁判权，尽力避免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值得一提的是，该院中心法庭在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上颇有一套，该庭的离婚案件大多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2012年更是无一判决（除无法到庭的公告离婚案），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较好。

　　3.借贷、买卖等合同案件与人身侵权类案件多发是整体经济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并发症，法院在处理该类型案件时要注意兼顾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及相对方的持续发展能力，平衡当事人利益。对于失信、失德行为，要在强化其责任意识的同时对其批评教育，并在案后撰写信息宣传，通过媒体的力量向社会宣传法律，传递正义。

　　4.针对涉农合同或涉农权益类案件多历史遗留问题、多程序瑕疵的特点，法院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应多与有关部门沟通以取得支持，多做解释、调解工作以取得当事人理解，对于一些程序违法案件应指导当事人事后弥补程序瑕疵，完善必要手续，并针对案件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以减少该类问题的发生。

　　（作者单位：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