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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地区行政公署关于印发铜仁地区行政公署工作规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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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地区行政公署关于印发铜仁地区行政公署工作规则的通知

贵州省铜仁地区行政公署


铜署发〔2008〕34号

 
铜仁地区行政公署关于印发铜仁地区行政公署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县、自治县、市、特区人民政府,大龙开发区管委会,行署各工作部门:
  《铜仁地区行政公署工作规则》已经2008年5月16日召开的行署第六次专员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五月二十日

铜仁地区行政公署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国务院工作规则》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地区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 行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三 行署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四 行署是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由专员、副专员、专员助理、秘书长及行署工作部门的局长、主任等组成。
五 行署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执政为民,忠于职守,求真务实,勤勉廉洁。
六 行署实行专员负责制,专员领导行署的工作。副专员、专员助理、秘书长协助专员工作。
七 专员召集和主持行署署务会议和专员办公会议。行署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行署专员办公会议或者署务会议讨论决定。
八 副专员、专员助理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专员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对分管工作和专项任务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事件应及时向专员报告,涉及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认真调查研究,向专员提出解决的意见。
九 秘书长在专员领导下,负责处理行署的日常工作,领导行署办公室的工作。副秘书长按分工,协助副专员联系、协调有关工作。
十 专员外出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专员(以下简称常务副专员)主持行署工作;专员和常务副专员外出期间,按序依次委托其他副专员主持行署工作。
十一 行署各局、办实行局长、主任负责制,由其领导本部门的工作。
各局、办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行署确定的职权履行职责,并完成行署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行署各工作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顾全大局,精诚团结,维护政令统一,切实贯彻落实行署各项工作部署。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二 行署要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三 结合地区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十四 严格市场监管,推进公平准入,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市场执法,建设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五 加强社会管理,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十六 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七 行署及各工作部门要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健全和优化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十八 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及财政预算,经济调节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社会管理重要事务、重大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出台、重大投资建设项目等重大决策,由行署专员办公会议或行署署务会议讨论决定。
十九 行署各工作部门提请行署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经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当充分协商;涉及各县、自治县、市、特区的,应当事先听取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征求意见和建议。
二十 行署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多种形式,充分听取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十一 行署各工作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行署的决定,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行署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二十二 行署及各工作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
二十三 行署根据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适时制定新政策措施,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政策措施,确保政策的质量。
二十四 行署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省政府的决定、命令以及行署的决定,并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按规定在公布后15日内报行署法制机构进行备案审查。
二十五 行署法制机构负责拟订行署每年的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并起草行署拟出台的重大规范性文件;部门起草拟以行署名义下发的规范性文件,必须事先送行署法制机构进行前置审查,经行署有关领导签发或决定提交行署专员办公会议或其他会议研究审议后,方可公布施行。
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规范性文件,在制定前应组织调研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二十六 严格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二十七 行署及各工作部门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二十八 行署专员办公会议和行署署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行署制定的政策,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在铜仁日报、铜仁电视台、“中国铜仁”门户网站上公布。
二十九 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事项以及法律、上级有关文件和行署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三十 行署在省政府和地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对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年度计划,地级年度财政预算、预算执行和调整情况,重要财政开支项目、重大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的确定和调整,行署各项工作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涉及全区范围的重大行政措施等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应及时向地委请示、汇报。
三十一 行署要自觉接受人大地工委的监督。对行署工作报告,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年度计划,地级年度财政预算、预算执行和调整情况的报告,重要财政开支项目、重大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的确定和调整,行署各项工作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涉及全区范围的重大行政措施等重要工作,要认真负责地向人大地工委报告。
三十二 行署要自觉接受政协地工委的民主监督,健全重要工作通报制度,对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年度计划,行署各项工作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涉及全区范围的重大行政措施等重要工作,要主动向政协地工委通报,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三十三 行署及各工作部门要依法接受司法机关实施的监督,建立健全重大事项相互通报制度。
行署各工作部门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并向行署报告。
三十四 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健全政府层级监督制度。行署各工作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撤销或修改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不一致的规范性文件,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各县、自治县、市、特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三十五 行署及各工作部门要自觉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各方面反映的重大问题,行署有关部门要及时整改并向行署报告。
三十六 行署及各工作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对群体性上访事件要高度重视、依法办理、按政策办理;行署领导同志及各工作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接待重要的群众来信、来访。
三十七 行署及各工作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八章 加强廉政建设

三十八 行署及各工作部门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要严肃查处。
三十九 行署及各工作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级的送礼和宴请。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四十 行署组成人员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九章 会议制度

四十一 行署实行署务会议、专员办公会议、专题会议、工作会议制度。
四十二 行署署务会议由专员、副专员、专员助理、秘书长、行署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各县、自治县、市、特区人民政府县(市、区)长组成,由专员召集和主持。行署署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决定和部署行署的重要工作;
(二)讨论全区经济形势和行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三)通报全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行署署务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也可视工作需要适时召开。可以根据需要邀请地委、人大地工委、政协地工委、铜仁军分区领导同志出席会议,邀请地委有关部委、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地区检察分院以及工商联、新闻媒体等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十三 行署专员办公会议由专员、副专员、专员助理、秘书长组成。行署专员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研究贯彻上级的重要指示、决定和会议精神;
(二)研究报请上级机关审定或提请地委讨论决定的事项;
(三)行署工作报告;
(四)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年度计划;
(五)地级年度财政预算、预算执行和调整情况的报告;
(六)重要财政开支项目、重大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的确定和调整;
(七)行署各项工作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涉及全区范围的重大行政措施;
(八)行署各工作部门和各县、自治县、市、特区政府请示行署的重要事项;
(九)其他需要行署集体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
行署专员办公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二次,行署副秘书长列席。根据需要可邀请地委、人大地工委、政协地工委领导同志出席,安排有关部门、单位、县(市、特区)政府负责人和新闻记者列席会议。
四十四 提请行署署务会议、行署专员办公会议讨论研究的议题,由行署秘书长根据各副专员的提议和工作需要统筹协调后报专员确定。会议材料必须充分调研、协商和论证,重大问题和各部门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有关领导要事先搞好协调。会议组织工作由行署办公室负责,议题和会议材料应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
四十五 行署专题会议由专员、副专员、专员助理、秘书长或其委托的副秘书长召集和主持,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研究的议题、参会人员,由会议召集人或主持人确定。行署专题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处理属于行署领导分管职责范围、需要统筹协调的工作事项;
(二)研究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意见;
(三)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或省委、省政府领导所作的批示、指示;
(四)研究处理行署日常工作中的其他事项。
四十六 行署各类会议的会议纪要,一般由主持会议的领导签发,也可委托行署秘书长或副秘书长签发。
四十七 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须经行署秘书长或分管副秘书长审定,重大事项的报道须报专员审定。
四十八 行署领导同志不能出席行署署务会议、行署专员办公会议,向专员请假。行署署务会议其他组成人员或行署专员办公会议列席人员请假,由行署办公室汇总后向专员报告。
四十九 行署工作会议是根据工作需要以行署名义召开的全区性业务会议。行署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学习传达上级的重要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的贯彻实施意见;
(二)根据工作实际,研究部署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的综合性工作;
(三)部署行署某方面的重点工作。
行署及各工作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应由各工作部门召开的全区性会议,不以行署或行署办公室名义召开,不邀请各县、自治县、市、特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行署批准。全区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十章 公文审批

五十 各县、自治县、市、特区人民政府及各部门报送行署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除行署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般不得直接向行署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各部门报送行署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达成一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
五十一 各县、自治县、市、特区人民政府及各部门报送行署审批的公文,由行署办公室按照行署领导同志分工呈批,并根据需要由行署领导同志转请其他行署领导同志核批,重大事项报专员审批。
五十二 行署报送省政府和地委的请示和报告,行署发布的其他重要文件,由专员签发。专员不在时,由常务副专员签发。
以行署名义制发的公文,按照职责分工,分别由副秘书长或秘书长核转分管副专员、专员签发。副专员签发公文时,对涉及其他副专员分管工作的公文,应经有关副专员审核同意后再签发;属于重大问题,或涉及机构、人、财、物及规划、管理权限等调整利益和职权关系的,由分管副专员审核后,送专员签发,或由专员委托常务副专员签发。
以行署办公室名义发文,根据文件内容,由分管副专员或秘书长签发,也可委托副秘书长签发。属于行署机关内部事务的办公室公文,由秘书长或分管副秘书长签发。
属部门职权范围内事务、应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的,不得要求行署批转或行署办公室转发。

第十一章 纪律和作风

五十三 行署要自觉接受地委领导,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凡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地委报告。
五十四 行署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五十五 行署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行署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行署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行署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行署发表讲话或文章,个人发表涉及未经行署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行署同意。
五十六 行署各部门发布涉及行署重要工作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信息,要经过严格审定,重大情况要及时向行署报告。
五十七 行署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漏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五十八 行署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行署及各部门要建设学习型机关。
五十九 行署领导同志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程序。
六十 行署领导同志不为下级机关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一般不公开发表。行署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有关规定办理。
六十一 行署组成人员要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专员离铜出差、学习,应事先报告地委,并按排序指定主持行署工作的负责人;副专员、专员助理、秘书长离铜出差、学习,应事先报告专员,由行署办公室通报行署其他领导同志。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离铜出差、学习,应事先向行署办公室报告,由行署办公室向行署领导同志报告。
六十二 行署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规则。

第十二章 附 则

六十三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二○○三年四月十四日印发执行的《铜仁地区行政公署工作规则》(铜署发〔2003〕21号)同时废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五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01年12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2001年12月29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案(草案)》,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六条修改为:“取得律师资格应当经过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经国家司法考试合格的,取得资格。

  “适用前款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二、本决定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本决定施行前已经符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的律师资格考试的学历条件的人员,仍然可以报名参加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考试合格的,取得资格。
举证时限制度新解

郑铭勋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内容提要: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就应当设立举证时限制度,以实现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益。本文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基本含义和制度价值的探讨,提出了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关键词:举证时限 制度价值 完善构想

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举证责任制度已成为改革的核心。1991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制度,然而民诉法仅规定了举证责任的承担,而对当事人举证的责任期间无法律上的限定。司法实践中,有时当事人持有证据,但庭前不主动向法院提交,而作为“秘密武器”当庭进行突然袭击,致使对方当事人无从准备而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或者在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而在二审或再审中提出,致使法院一审、二审判决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拖延诉讼,使对方当事人疲于讼累。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使得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无法落到实处,因此,有必要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期间加以限制,设立举证时限制度。与此相呼应,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31日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对举证时限问题作了专门规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但由于对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自始至终存在较大的争议,《若干规定》确立的举证时限只是司法解释的一种尝试,并不完美,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一、 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含义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权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1](P136)举证时限制度,与举证责任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避免对已不利的裁判,须承担向法院提交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明,当主张真伪不明时,因法院不认可该事实的法律效力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完整的举证责任制度,应当包括举证责任的承担、举证期限,举证不能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等。[2]倘若将举证责任只偏面地理解为举证责任的承担,而允许当事人随时提出证据,个案的证据体系就是不确定的,法院将无法判定事实,亦不能判定当事人未尽举证责任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然而所谓的举证时限制度则包含了举证期限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从而促使当事人在一定期限范围内提供证据,形成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有利于法院在此基础上及时判定案件事实,并依法作出较为稳定的合理判决。因此,举证时限制度应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构成界定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临界点。要完善举证责任制度,就必须设立完备的举证时限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作为一项完整的诉讼制度,期限和后果两个方面的内容必须同时具备,不可或缺,否则其制度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3]举证期限是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当事人提出证明其主张或反驳的相应证据的期间。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尽最大能力向法院提交证据以支持其主张或反驳。原则上举证期限无论是以期日作为界定,还是以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某个阶段作为界定,均应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同时,为了避免法定期限原则性过强的弊端,亦可由法院指定合适的期间,从而为诉讼程序更为有效、公正地运作提供空间。因此,举证期限应当包括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间两种情形。证据失权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是指当事人逾越举证期限则丧失证明权。由于证明权的实现依赖于证据提出权,[4](P453)因此证据失权又体现为当事人逾期举证而导致的提出证据权利的丧失,并且此种失权状态一直延及其后的所有程序,上诉审不因失权的证据而改判,再审也不因失权的证据而启动。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当事人确有理由的逾期举证,法院可以酌情予以采纳。也就是说,证据失权的效力并非是绝对的,出于诉讼公正的考虑,可以对其加以适当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严格的条件。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取向
任何制度的存在和发展都应有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举证时限制度当然也不例外。为了进一步论证在我国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合理性,有必要把它纳入整体诉讼程序中深入分析举证时限的制度价值。
(一)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观念是以产生、发达于英国法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duepress)思想为背景而形成和展开的。[5](P4)公正是诉讼程序所追求的首要价值,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当事人提起诉讼是为了追求公正的裁判结果,诉讼结果的公正则有赖于程序公正的保障。而程序公正的实现都是通过具体的诉讼实践行为表现出来的。举证责任制度要求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其中举证时限制度通过设置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当事人双方创设了进行诉讼行为的平等机会,以实现诉讼程序上的平等。也就是说,举证时限制度所提供的这种诉讼机会的平等保障,才是诉讼实体公正的真正基础。举证时限制度还促使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提供证据的责任,从根本上保证了双方能够就对方的请求主张和证据进行充分的准备及辩论,防止了在法庭审理中出现“突然袭击”而使一方处于不利的诉讼境地,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防止那些故意不提出证据,滥用其权利随时提出新证据来拖延诉讼的行为。另外,举证时限制度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法院的主动调查取证行为,法院确认事实一般只能依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判定,这也有利于实现诉讼程序公正。
(二)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
诉讼效益反映的是诉讼程序的成本与受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二者的比值越小,则效益越高。虽然公正在诉讼领域的意义始终具有根本性,但没有效益的公正不是真正的公正,诉讼效益与诉讼公正应当是辨证的统一体。因此必须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通过程序优化,尽可能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争取最大化的社会效益。[6](P259)
举证时限制度通过对故意拖延诉讼的规制,有效地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避免了法院重复开庭而扩大的诉讼成本的投入,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显然符合诉讼效益的要求并能保障其最大限度地实现。[7]首先,举证时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开庭后新证据的提出,使法院在稳定的证据集合体的基础上一次开庭集中审理,就能达到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目的,及时审结案件,不但节约了物化成本,而且提高了审判效率,缩短了办案周期,实现了诉讼效益。其次,举证时限制度通过对随时提出证据的限制,使诉讼程序一次性经过,减少了不必要的程序重复,同时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开支和司法资源,客观上提高了法院解决纠纷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诉讼效益。
(三)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维持程序安定
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8](P2)首先,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使得当事人的举证成为诉讼中的一个确定的阶段性行为,由原来反复跳跃于各诉讼阶段造成程序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变为推进各阶段顺利进行的基础的稳定因素,使程序的有序性得到实现。其次,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裁判既判力的稳定和司法权威的维护。一方面可以使得在某个审级中已经过的诉讼阶段里当事人得诉讼行为和法官的判断因期间得完成而获得不可逆性;另一方面可以使在现有证据基础上作出得正确裁判甚至已生效并执行完毕的裁判不至于因当事人的延迟举证或偶然发现的新证据而被推翻,从而保障既决裁判的稳定效力,实质上亦是对司法权威的尊重。
(四)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更新诉讼观念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实行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以追求客观真实作为诉讼的直接目的。但是,基于诉讼程序的公正、效益和安定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客观限制,客观真实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此,有必要代之以“法律真实”的诉讼观念。法律真实的实质内涵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上,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是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在价值取向上,法律真实正体现了只有通过正当程序才能发现实体真实的理念。[9]法律真实只能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这就使得法官在作出裁判时,必须以证据为基础。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有利于个案证据体系的完成和完善,这恰恰是法律真实理念的真切体现。如果个案中证据体系无法建立,或初步建立即被新的证据摧毁而使法官赖以作出裁判的证据体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就无法实现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严重威胁程序的安定性。因此,举证时限制度的创设在更新诉讼观念上也起到积极作用。
(五)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完善诉讼体制
首先,举证时限制度使民事诉讼法上的举证责任制度落到了实处,得到完善。举证时限制度是针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设定的,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完不成举证,则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不仅有利于督促当事人积极举证,同时也可使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切实得以实现。另外,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法院的调查取证,进一步完善了诉讼机制。
其次,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必然要求诸如证据交换制度等相关的配套制度和保障制度,同时也要将一定时限内的证据提出置于相应的程序和阶段中。参照法、德和日本等国家的立法例,这实质上是一种审前准备程序。也就是说,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必然要将审前准备程序纳入民事诉讼法体系中,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促进民事诉讼体制的完善。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与完善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举证时限制度,且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并不排斥限时举证。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期限的规定,也隐含着举证时限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合理期限,可视为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雏形。《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4条亦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然而这些规定虽明确了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举证,但并未涉及逾期举证的失权效果。《若干规定》则在民诉法规定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对民诉法第75条关于人民法院指定期间的进一步解释,明确了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通过对民诉法第125条和第179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解释,明确了举证期间的例外情况,可谓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举证时限制度。当然,这还只是司法解释的一次尝试,举证时限制度还有待通过立法来进一步完善。
《若干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可以说,这就明确规定了举证时限和证据失权制度,必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举证时限的确定问题,《若干规定》第33条规定了法院指定和当事人协定两种方式,即人民法院送达案件举证通知书时指明举证期限或者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而确定举证期限。显然,本规定并未把举证期限限定在诉讼程序的某个阶段,而是交由人民法院指定(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或当事人协定。按照司法解释的原意,人民法院首先应为当事人指定举证期限,同时亦鼓励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10](P192)至于证据失权制度,第34条的规定亦体现了强化当事人诉讼契约的观念,即原则上排除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但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同时,针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第3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可以说这是为了体现诉讼公正,而对第34条作的有益补充。另外,为了确保举证时限的履行,《若干规定》第37条至40条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并且明确规定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
由于举证时限制度本身与所谓新的证据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举证时限制度体现了程序的不可逆性,与此相反,允许新的证据的提出就必然引起程序的反复性和不安定性,恰恰是对程序不可逆性的背叛,直接弱化了举证时限制度对程序的固定作用。为了平衡这一矛盾,《若干规定》第41条、第44条对民诉法第125条与第179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作了限制性解释,以限制新的证据出现的情形,并通过第46条关于由于新的证据的提出造成损失的承担的规定对当事人施加压力,以督促当事人遵守举证时限的规定。但是,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在性质上应当也只能是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情形,而这种例外在实际效果上形成了对举证时限制度的限制。因此,《若干规定》所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相对化的举证时限制度。[11]
通观《若干规定》关于举证时限制度及相应的证据交换制度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若干规定》只是在我国现有法的范围内,对举证时限作了规范,是对现行法的解释,虽没有突破现有法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但却是民事证据制度上的一次创举。同时基于民诉法的约束及司法现状的要求,对一些问题的规定并不彻底。笔者认为在今后修改民诉法时,可考虑主要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立法应当明确规定举证时限的终点。举证时限终点是举证时限制度中最为关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关系到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实现。目前关于举证时限的终点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定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时;[12](P93)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将其定为法庭开庭审理之期日。[3]笔者认为,随着包括证据交换制度在内的一系列证据规则体系的设置和功能完善的审前程序的建立,我国宜参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作法,将举证时限的终点明确规定在旨在明确争点和证据的审前程序终结之际。同时,也应当允许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由法院指定合理的举证期限或由当事人协定举证期限,但无论是法院指定还是当事人协定都应当服从于法定的举证时限终点,即都应限定在审前程序终结之前。
第二、立法应确立严格意义上证据失权的法律效果。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证据失权是指逾越举证期限而提出的证据丧失相应的证明效力。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举证时限制度都有例外规定,即允许特殊情况下提出新的证据,但这些例外规定都有相当严格的条件。一般都是在当事人确有客观原因不能在举证时限内提出证据,可能严重影响裁判公正的前提下才允许提出新的证据,并且大都是限定在裁判生效之前的一审或二审中。《若干规定》虽然对新的证据作了限制性解释,减少了新的证据出现的情形,但其范围还相当广泛。有必要从立法上进一步严格新的证据的提出条件,排除那些非因客观原因逾期提出证据的法律效力,从而确立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失权制度。

参考文献:
[1]叶自强:民事证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姚远:建立和完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J)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陈桂明,张锋:民事举证时限制度初探(J)政法论坛,1998(3)
[4]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5](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A)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6]江平: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Z)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7]邓莉: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随时提出制度之价值比较(J)湖南法学,2002(3)
[8]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9]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0]黄松有: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Z)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11]孙辙:新的证据和相对化的举证时限制度(J)人民司法,2002(5)